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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第1页）

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时至今日，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由于通俗文艺大力传播的缘故，岳飞、韩世忠，甚至岳云、牛皋、梁红玉这样的人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

据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以现代语言来表示，就是“没有规模，无以图恢复”。

——这里的“规模”二字，可以理解为“框架”、“规划”、具体指安邦之策。

这个“规模说”的首创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

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就系统地提出了“规模说”，概念非常清晰，论述非常全面。

他说：“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相差不远。然而有可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群臣团结于下，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以图中兴。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消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振士气，择将帅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后才可以议大举，问罪金人，迎还二圣。”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张所到了河北，士民如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黄潜善受到这个弹劾后，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没有准许，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当臣下有了争执，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究竟支持谁才好？这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说，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以示权威不可挑战。至于两人谁是谁非，根本就不予考虑。

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李纲也予以认可，但他并不是书呆子，立刻想到了“官场潜规则”。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那么任命张，黄必然阻挠。可是事情急迫，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于是不得已，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沟通一下。

李纲说：“吾辈蒙皇上恩典，就职于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近日朝议，准备设河北招抚使，然而经过搜访。无人可以承担。独有一张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这个罪，谁都认为处理得当，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他为台谏，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他会冒死立功赎过。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黄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韬略心机也很深，知道李纲正红火，正面硬顶不成，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李纲立刻抓住时机，向皇上推荐张所，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高宗听了很高兴。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还兼任了御营使，进封“开国公”。这般恩宠，使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是他建设中兴“规模”的第一步。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于是下旨：张所以通直郎名义，充任河北招抚使。

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中，朝廷特别派了使者去追回，二十天后才回到京城。高宗立即传旨召见。在对答时，张所很称高宗的意，于是得赐五品官服，由内府拨给钱百万缗，做为募兵的半年钱粮，还发给空白委任状一千余份。又调派京畿兵千人为卫队，招抚使的官署将佐听凭张所自己安排。总之，一切可以便宜从事。

张所得了“尚方宝剑”，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几日，待筹划得差不多了，就起程出发。

另一位人才是傅亮，陕西人，因边功而得官，熟悉兵事。靖康之初，这条汉子激于爱国大义，自己跑到京师上书言事，建议以亲王为元帅，在河北特别是燕京一带拉起队伍来。这建议钦宗大不喜欢，派人把这个冲动的边官押送出都门了事。

到当年冬天，又有人向钦宗举荐傅亮。这次钦宗是在被困的危难中，很容易想起爱国者的好处来，于是急召进京。然而傅亮人还没到，京城就破了。傅亮率陕西、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第一个抢到城下，屡立战功。

他治理军队有如古人，军队面貌是“斩斩然整一”，大概很像吴起、周亚夫一类军事家吧。高宗即位后，傅亮赴行在报到，被授予通直郎。傅亮的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因而“执政不喜之”，让他去滑州做了个知州。

他这样的人，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官场，确属十分罕见。当时滑州在金军两次入侵时都是首当其冲，连个城墙都没有了。傅亮知道这是执政在坑他，把他放到危险的第一线，他也不在乎，上疏道：“陛下只要能复归京师，臣便能守住滑州；陛下不归，则臣也守不住这地方！”

执政就看不得这样有血性的人，于是指责这话说的不敬——难道想跟皇上叫板？最后以“悖傲不逊”之过，降为河阳府通判。傅亮鄙视这班玩权术的攻坛大佬们，甩甩袖子“愤懣而去”。

待李纲赴行在时，傅亮已经走了。李纲连忙派人追回，对他说：“连日来观察你的智谋气节，真可以为大将！你先不要走。”

这次李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个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荐上去了，认为他可以经略河东。高宗对李纲说：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么说的吗？

李纲早已有备，对答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动人主，激切则不免近似于诽谤不敬。所以古时的皇帝听谏言时，必察其动机，如果出于诽谤之意，那自然罪无可逃；至于仅仅是言论激切，必宽恕之。傅亮之言，不过欲激陛下归京师，非有他故，愿陛下包容之。况且如今人材难得，将帅之才尤难。如傅亮者，今未见有可比者，他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风俗之常，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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