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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铁骰子转起来（第1页）

如果那铁骰子转起来，我们只能求上帝保佑。

——德国首相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

所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都有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当然也有可能蒙受永恒的羞耻。

赫尔穆斯·冯·毛奇（HelmuthvonMoltke）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战刚开始时，他已经67岁了，身体状况不佳，担任德军首领已经快到第9个年头了。做总参谋长时间这么长，说明他不仅负责打赢战争，还必须负责策划战争——战争的计划复杂得难以想象，其中包括1.1万列火车的运行时刻表。这些困难都必须由他肩扛。毛奇打仗没有一点儿拿破仑那样的热情。他在整个七月危机中，总是告诫别人要克制。俄国开始战争动员后，他转变了态度，变成了一个坚决拥护军事行动的人，但是，他的动机并不是渴望征服，也不是期待胜利，驱动他的实际上是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德国政界和军界的高层中相当普遍。受这种恐惧折磨的人认为，德国正在被迅速强大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德国等到几年后再与敌人对决，德国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甚至能不能生存都是一个问题。毛奇并不认为德国的胜利会又迅捷又容易，他曾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争斗，参战国绝不会在其国民体力和意志崩溃前投降，即使德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战争也会将德国人民推至筋疲力尽的边缘。”

毛奇的这种预见性，是与他的悲观本性相一致的。他以善于描绘暗淡前景而闻名，就连德皇也曾嘲弄过他。他的悲观主义甚至延伸至贬低自己的能力上。1905年，在听说自己有可能超过一些更有能力和经验的同行而被提升为总参谋长之后，他对当时的首相说：“我这个人太喜欢沉思，过于小心谨慎。你也可以说，我这个人因太尽责而不适合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伟大指挥员所需要的“敢于冒一切风险”的气量。他对自己的总结没有错：他不是一个喜欢行动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崇拜美学的知识分子，他比一般的普鲁士将军更文明。“艺术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需要。”他曾如此坦诚地说。他能这么说，说明他的价值观已经远离普鲁士容克贵族崇尚武力的传统。然而，他对未来的预见是正确的。他对前途的暗淡预见不仅是他性情的反映，也是他敏锐洞察力的体现。他能深刻地领会20世纪战争的严酷现实。

然而，对前途异常悲观的毛奇却固执地将自己和整个国家捆绑到以闪电战方式战胜法国的战略上。他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致，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战略的渊源是极度秘密的施利芬计划，其始作俑者为陆军大元帅阿尔佛雷德·冯·施利芬伯爵（FieldMarshalCountAlfredvonSchlieffen），他是毛奇的前任总参谋长。施利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法国、俄国建立起的协约关系。一旦德国爆发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德国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施利芬在1905年自己退休前完成了这份计划。这份计划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假设：即使奥匈帝国与德国并肩战斗，德国也无法赢得一场与法、俄的长期战争；俄国无法迅速完成战争动员；由于俄国的巨大潜力，入侵俄国谋求速胜将陷入与拿破仑1812年夺取莫斯科之后的类似失望之中。这些假设能导致一个结论：德国必须先在俄国能发动攻击前就压垮法国，然而再移师向东，压垮俄国。

毛奇担任德军总参谋长后，采用了施利芬计划，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了大量修改。经毛奇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最终失败了，因为没有能按照施利芬的规定在40天内使巴黎落入德国人之手。因此，历史书把毛奇说成是傻子或懦夫。施利芬的历史地位则完全不同，他被称为伟大的战略家，一位打开光荣之门钥匙的创造者，是无能的毛奇浪费了那把光荣的钥匙。这种说法非常不公平，毛奇的历史地位值得商榷。既然毛奇继承了施利芬计划，他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不允许修改施利芬计划是荒谬的，不能修改的军事计划就变成了宗教信条。施利芬计划移交给毛奇时，俄国已经持续衰弱了好几代人。俄国被日本击败，国内兴起了革命，这些都动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施利芬假定俄国不能很快地有效组织起一支能战斗的军队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1914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俄国已经连续5年将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陆军和海军建设。俄国从1913年开始执行一个被称为“总体规划”的计划，规定沙皇军队每年增加58.5万人，服役期3年。截至1914年，有140万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几百万的后备役人员，随时能参加战争动员，总兵力足够组建150个师。俄国的工业化也进步很快，法国的资本彻底改变了俄国的铁路系统，直接威胁德国。法国的实力也有较大的提高，民族自信也同时高涨。如果毛奇不考虑俄国有可能在德国攻占巴黎前就能攻占柏林，那毛奇才是一个傻瓜。

毛奇的同名叔叔，就是那个在半个世纪前带领德国战胜奥地利和法国的总设计师，他的看法与施利芬的也不相同。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认识到，如果德国被迫在东线和西线同时作战，德国就应该在西线采取防卫战略，在东线进行有限度的进攻，只求将俄国赶出波兰，让敌人把兵力消耗在撞击德国的铜墙铁壁上。他相信这样的战争不会有完全的胜利，而是依赖迫使精疲力竭的敌人坐下来谈判而了结战争。德国应该力求实现这样的战争。早在1879年，他就说：“我们在西线要注意利用莱茵河和堡垒带来的优势进行防卫。在东线，我们应该利用所有必要的武装力量发动宏大的攻击。”在施利芬掌权之前，德国一直坚守着老毛奇制定的这个军事信条。施利芬是个生活俭朴的人，喜欢孤独，除了军事历史和军事战略外几乎没有其他兴趣。他上台后逐渐放弃了老毛奇的想法。

然而，新战略的可行性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施利芬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退休后曾写下大量解释性文字，继续与德军参谋部的将军们交流。在这些文字中，他说明自己的计划不一定成功。施利芬把赌注放在过于沉重的右翼上，右翼占用了与法国交战兵力的近90%。这样集中的兵力要像拳头一样打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三个中立国家，然后才能打击到法国。军队的运动很像沿着顺时针方向滚动一个大轮子，先是向西部滚动，接着向南部滚动，然后进入法国，这个滚动的大轮子要压垮沿路上的一切阻碍，巴黎将先被包围，然后被占领。此后，这个大轮子将转回东部，从背后消灭残留的法国军队。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大胆得让人感到窒息，但也充满了困难，包括许多非军事困难。从最狭义的军事观点看，入侵三个中立国家是明智的：德国这样可以绕道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平原，避免正面攻击法国在跨度大、丘陵多的边境线上建立起的坚固堡垒。然而，从总体战略和国际政策角度看，这个方案极度危险。因为这个方案根本没有考虑入侵中立国将导致英国参战的可能性。即使施利芬考虑到英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肯定认为其危险性是可接受的。英国军队的规模在施利芬任总参谋长时期非常小（俾斯麦曾说过一则笑话：如果英国军队入侵德国，我们就逮捕他们）。如果德国可以按施利芬的计划完成战争，英国这个因素几乎不必加以考虑。

法军总参谋部也非常留意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是通向敌人心脏的一条通道。但是，法军总参谋部缺少自主权；相反，施利芬和小毛奇却有，他俩制订计划时不必要向他人请示。法国在历史上经历过两个波拿巴帝国，受了不少罪，于是共和制下的法国对军人保持着警惕，不愿把制定战略的权力交给军人。在大战前夜的1913年，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曾研究过借道比利时攻击德国的计划，但不得不把这个计划向法国政府通报。此时，法国和英国正在联手制订共同的行动计划，法国急于将英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于是，巴黎政府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想法，英国严厉地制止了法国。英国总参谋部里的一些对法国友好的参谋说，任何这类举动都将破坏英国将来提供支持的可能性。所以，法国最高战争委员会停止在这个方面的所有计划及工作。

德国实际上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修正。自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后，在续任首相之中没有人敢质疑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更不用说挑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在自我辩护词中写道：“如果文官试图阻碍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作战计划，而且该计划被描绘成绝对有必要，那么文官将必须承担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失败，文官的谨慎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由于贝特曼政府的胆小怕事，即使他们发现军方的计划导致可怕的政治风险，他们也没敢去干预军方。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俾斯麦制造的政府机器有缺陷，俾斯麦走后，德国政府就没有了俾斯麦的强大手腕和杰出智慧去制衡权力，于是德国政府变得无力应付20世纪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异常孤独的施利芬有一个假说，德国的敌人不仅企图打败德国，而且企图毁灭德国，因此德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只有处于极度痛苦的人才能构想出施利芬那些极端手段。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铁路和公路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夺取这些目标，才能拯救德国；不夺取这些目标，将增加德国的危险。施利芬写道：“如果我们让中立的圣洁蒙蔽了双眼，在贝尔福至蒙梅迪（Belfort–Montmedy）一线发动攻击（对面是法国的堡垒阵地），顷刻间，信奉现实主义原则的敌人就会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比利时、卢森堡的南部穿过，从我们的右翼包抄过来，最终包围我们。”当然，这个“不道德”的敌人就是法国。施利芬的主导原则是：如果德国拒绝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法国将高兴地抓住机会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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