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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4．踏险地梁君组阁（2）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1921年9月30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把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在张作霖扶植梁士诒内阁期间，美国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平衡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冲突，由美国出面，于1921年11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在会上，要讨论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从德国侵占胶州湾开始的。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在德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附属地区租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在1904年竣工营业。德国在山东经营十余年，获得很大的利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曾经考虑收回山东的德租界。但蛮横的日本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同德国直接商谈。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9月3日，日军两万多人侵入山东，横穿山东半岛，向德军进攻。10月6日，攻占胶济铁路全线。11月7日，占领青岛。德军投降后，日本仍借口欧战没有结束，拒不撤兵。此后，日本机关算尽，进一步胁迫北京政府，想要永久占领山东的德国租界。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国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1919年2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代表出席。但是，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英、法、美、意、日各派两位代表的十人组成。在这个会议上，日本公然提出强占山东的无理要求，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并按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中国代表没有在这个屈辱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本来应该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加上列强的偏袒，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1920年1月20日，日本公使小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是日本耍的一个花招，意在通过直接交涉，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的拒绝。1921年8月，英、美、日等国协商，决定在11月11日召开华盛顿会议。

日本再一次提出直接交涉，想在开会前，抢先解决山东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又一次加以拒绝。10月6日，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11月11日会议正式开幕。山东问题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大会。大会提出，中日双方在会外会谈，美、英派员居间调停。

12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就山东问题举行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共进行了36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人管理铁路的苛刻条件。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收回。中国代表主张国内备款，收回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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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争端直奉一战（1）

在谈判期间的12月28日，日本公使小幡借口庆贺梁士诒新内阁成立，与梁进行了秘密谈判。小幡以提供借款为诱饵，企图让梁接受中日两国改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其目的是，欲让中国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梁士诒完全同意这些条件，并电令华盛顿中国代表团照此进行。

30日，梁士诒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问题敏感，无人附和，并未讨论。但此消息已外泄，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吴佩孚本来对梁内阁就有一肚子怨恨，正苦于找不到攻击的借口，这回抓到了把柄，便乘机用电报的形式，发动了对梁内阁的电报战。梁士诒内阁成立，亟盼各省军阀来电祝贺。那时的惯例，新内阁上台，各省军阀都是要发贺电的。如果没有各地军阀致电祝贺，这个新内阁就很难维持。梁士诒很希望吴佩孚来一个祝贺电，以壮声势。

1922年1月5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13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这是一篇###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6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意思是5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7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为吴佩孚所控制。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8日）、佳（9日）、蒸（10日）、真（11日）、文（12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12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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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争端直奉一战（2）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7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了集体行动。19日，除曹锟外，以吴佩孚为首的六省军阀：苏督齐燮元、赣督陈光远、鄂督萧耀南、鲁督田中玉、豫督赵倜、陕督冯玉祥等联名，电请总统徐世昌立刻罢免梁士诒。对直系在新闻媒体上攻击梁阁，奉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张作霖显得束手无策，拿了难题目做不出好文章来。20日，吴佩孚授意鄂督萧耀南召开高级军官紧急会议，部署驱梁及率部北上。由于张作霖态度不够强硬，徐世昌只得向梁示意，让他见机下台。20日，梁不肯辞职，不得已，请假到天津去避风。25日，徐世昌又一次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内阁总理。梁士诒在国务总理任上，只有28天。

吴佩孚反对梁内阁的卖国政策，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本身却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从而赢得了人心。因此，1月8日上海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京也有外交联合会等40余个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梁上台后，全国掀起了反对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反对借日款赎路、反对起用卖国贼、反对9000万盐余借款的汹涌浪潮。这就迫使北京政府不敢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当然，直奉两系的争斗，是军阀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利，本质上没有区别，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这一电报战回合，直胜奉败。直系猛攻梁内阁，是向奉系蓄意挑战的表现。双方都在磨刀霍霍，“战机乃愈迫愈近矣”！

亲奉内阁总理梁士诒被逐，使张作霖大丢面子，十分恼怒。但直到这时，张作霖对吴佩孚的挑战行为都采取了容忍的做法，不轻易反击。张作霖审时度势，感到直系军力雄厚，奉系一支独对，甚觉势孤力单。为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拼凑反直联盟。他设想，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联合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周围地带动作起来，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奉系只要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是张作霖的如意算盘。经过张作霖的努力，此时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的反直三角联盟已经形成。但是，孙中山的北伐军受制于心怀叵测的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到作用。张作霖只能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弟弟、直隶省长曹锐，都不想把事态扩大。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感情用事，以免造成严重后果。曹锟派直军第23师师长、奉天人王承斌三次到奉天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访。曹锟进一步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由于防地逼近，发生意外冲突。张作霖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张景惠负责撤退关内的奉军。这一协议使直奉两军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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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争端直奉一战（3）

但是，好景不长。二三月间，段祺瑞突然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的名义，调动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氏兄弟十分恐慌，想息事宁人。

曹锐于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奉天。张作霖对待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亲密无间，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军政问题，张作霖就“顾左右而言他”，不给曹锐谈正事的机会。没有办法，曹锐只有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调侃地问道：“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是指曹锟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绝不会做出对亲戚不利的事来。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作霖便乘机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是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是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深知，这三个条件吴佩孚是不能接受的。只要你吴佩孚不接受，我张作霖就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予以###。

曹锐返回保定后，向曹锟作了汇报。曹锟虽然感到这是张作霖的最后通牒，但他还是想拖一拖，不敢下决心同张作霖决裂。吴佩孚则想方设法，安抚自己的后方。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支持直系。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运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并曾警告奉直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这些建议和警告，都是为了限制奉军的。因为他们知道，奉军的后台是日本。

4月3日，是吴佩孚49岁生日。借祝寿为名，吴佩孚邀集全国直系11省的大小军阀500余人，齐集洛阳，商讨对奉作战事宜。这个会议几乎变成了直系对奉系作战的誓师会。与会者发出“拒奉愿归吴佩孚指挥”和“对奉坚持到底”的呼声。这大大地坚定了吴佩孚对奉开战的决心。曹锐也托名祝寿，看到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架势，知道战事很难避免。想拉吴佩孚去保定，让曹锟加以劝阻，但吴佩孚坚决不去。会后，吴佩孚加紧调兵遣将。命所部第3师由宜昌北调；王承斌第23师调往保定；张福来第24师调往郑州；萧耀南第25师由湖北北上；冯玉祥第11师赴洛阳应援。直系各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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