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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4月14日，四人会议邀请德国政府派代表前来巴黎。这个必须由整个和会批准的和约是个奇怪的混合物，既是对战败国的传统条款，又是一幅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它谈到战利品——德国将归还1871年从法国夺走的所有国旗和一位非洲统治者的头骨——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自决。有关德国领土损失以及对挑起战争的国家的惩罚的条款与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条款并行——如国际劳工组织——如威尔逊坚持的那样，整个讨论从国联盟约开始。由于对德和约是首要问题，威尔逊及其支持者认为它必须包含新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和会成立了中央起草委员会，负责比较各条款并确保措辞准确一致。贝克的助理顺便拜访法国外交部来看和约。他报道说：“起草委员会非常繁忙，因为他们刚开始负责时收集的材料非常有限，大部分写得都很糟糕，而且前后矛盾。”调停人员不停地修改、增补，直到文件上交付印的最后一刻。即便如此，四人会议发现他们还是忘记提到鸦片走私和卢森堡。劳合·乔治希望增加有关毒气的条款；加拿大外交部长博登要求修改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条款；福煦及其助理怀疑起草委员会放松了有关解除武装的条款，因此坚持要求旁听他们的会议。

4月29日早晨，就像私人舞会的不速之客，比利时代表出现在威尔逊的书房，说他们不能在和约上签字，他们国家的民意一致认为和会对比利时不公。大街上的游行示威者高举标语问道：“英格兰忘记1914年8月了吗？”，“威尔逊为什么不来看看比利时一片废墟的破败景象？”“比利时英雄被埋葬在东非，谁来守卫他们的坟墓？”布鲁塞尔一家报纸的头条写道：“比利时被其盟国遗弃羞辱。”这些都是事实，毫不夸张，但引起欧洲冲突的比利时却基本被和会忽略。类似地，1945年，战胜国联盟将波兰丢给了苏联。

在所有协约国中，比利时在德国的魔爪下损失最为惨重。除了从海岸伸向伊珀尔的一小块领土外，整个国家都在战争中被占领。协约国许多关于德国在比利时的行径的宣传都不真实，但也不全如此。德国残酷而快速地洗劫了这个国家，机器、零部件、工厂，包括屋顶、铁路客车以及机车全部东流。1914年以前，比利时是个繁荣的国家，而1919年，80％工人失业；钢铁产量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在乡村，农民没有化肥，没有器具，家畜也少得可怜，因为大批马、牛、羊甚至连鸡都跑到东部去了。如果没有协约国的救援，比利时人早在战后第一个冬天就饿死了。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人支持比利时。把重建比利时作为十四点之一的威尔逊一心处理更大的问题。法国人怀疑比利时想合并卢森堡，英国人认为他们贪得无厌。劳合·乔治因比利时“荒谬”的要求与其外交部长发生争执：“我必须明确告诉他，比利时在战争中的人员伤亡不大，而且它做出的牺牲没有英国多。”

比利时外交部长保罗·海曼斯对祖国的事业没有帮助。他衣着整洁，头脑聪明，坚信自己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他向四人会议作报告，后来，当发现他和比利时被忽略怠慢时，他抱怨连连。一次，他情绪激动地说：“真希望能为比利时做点什么。”克雷孟梭站起来说：“你能为比利时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要么去死，要么辞职。”

比利时人希望强国向荷兰人施压，并解决两国之间令人不满的国界，特别是流经荷兰、由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口入海的斯克尔特河沿岸。在鹿特丹拥有自己港口的荷兰人在战前几乎没有修缮过河道，如挖掘淤泥。作为中立国而不属于和会的荷兰坚决拒绝放弃一寸国土，即使能得到德国在其他方面的补偿。强国仍然保持缄默。

比利时还想改善与德国的边界。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议将欧本和马尔梅迪之间的小块领土分给比利时。这里虽然面积不大，不到400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为6万，但拥有宝贵的森林资源，可以弥补比利时在战争中的损失。四人会议表示同意。

但在赔款问题上，四巨头就没有这么心慈手软了。比利时要求在赔款中包括战争费用。这并不是毫无道理，由于国家大部分被占领，比利时政府被迫靠借债来支持战争；他们还要求得到德国赔款的优先权。美国人对他们表示同情，英法却无动于衷，但4月29日，他们放弃原有主张，并于接下来的几天制订出一份协议：德国一赔款，比利时就将得到5亿美元，至于占总赔款的比例依然待定。接下来的几年中，英法尽力削减比利时的要求，而德国想方设法不出一分钱。直到1925年，比利时才全额得到这笔优先赔款。最终，和它的盟国一样，它只得到它想要的东西的一小部分。

四人会议（3）

然而，有一次比利时人在巴黎显露了谈判技巧。他们声称不在和约上签字的威胁来得恰是时候。当时意大利退出和会，日本的要求遭遇严重危机，德国代表也在那天抵达，但条款还未最后敲定。更令人担忧的是，混乱的和会能让他们签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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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退出（1）

4月20日，比利时最后通牒发出前九天，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站在劳合·乔治位于尼托特大街的公寓的窗前向威尔逊的房间张望，看四人会议紧急会议是否还在继续。那天是复活节，春光明媚，劳合·乔治答应她一起去野炊。“突然，奥兰多出现在窗前，趴在栏杆上，双手抱头。他看起来像在哭，但我觉得不可能，直到我看见他拿出手绢擦眼睛和脸颊才敢确信。”站在她旁边的劳合·乔治的贴身男仆大叫：“他们对这个可怜的老人做了什么？”屋里，克雷孟梭冷冷地观望。那个英国人被吓呆了；汉克说如果是他儿子，他一定会因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出丑而打他。只有威尔逊走过去安慰意大利总理，鉴于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仇恨，这的确是慷慨之举。

和会最严重的争端刚刚到达敏感期，发生的时间再糟糕不过了。由于德国代表即将抵达巴黎，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调停人的团结一致非常重要。虽然，意大利在和会的要求涉及三个方面——非洲、中东和欧洲——但真正引起问题的是亚得里亚海地区，尤其是阜姆港口。争吵既关乎领土也关乎原则，因为意大利人希望得到旧原则许诺他们的一切，但美国人坚决主张用新原则。同时，还有威尔逊和意大利人性格方面的冲突，尤其是和其外交部长桑理诺。正如美国人轻蔑地说，这是关于和谈究竟是分赃还是基于民族因素划分国界的问题。威尔逊根据原则选择了立场，因为意大利的要求已经在英法秘密签订的《伦敦条约》（他很厌恶该条约）下得到了满足，而该地区的居民也主要是斯拉夫人（违背自决原则）。

奥兰多希望避免正面对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威尔逊不仅仅是普通的政治家，1918年的世界和1914年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奥兰多是黑暗的意大利政界的产物，他能上台完全是由于交易、猫腻和赞助人的帮助。他是西西里岛人，律师出身，认为所有困难都可以用正确的言语解决。他对祖国和家庭引以为豪，在巴黎时，他对同桌的美国人吹嘘他在31个月内创造了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快了。尼科尔森有偏见地认为他“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但当意大利面临挫折失败时，他却使它紧密团结在一起。

战前，意大利社会已经明显分化：北部是繁荣的工业区，南部是传统的农业区，而战争使形势更加紧张。19世纪60年代发下的统一的伟大誓言还没有实现。意大利经济增长缓慢，对外国事务的干涉使它窘迫不堪，并且因1896年在阿杜瓦之战中被埃塞俄比亚打败而备受羞辱。和德国一样，其政治体系也有很多敌人：不接受新政府的天主教堂，对在现存体系内改革已经绝望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渴望冲破腐败无聊的政界束缚的右翼民族主义者。

战争期间，强国中最穷的意大利只得超前消费。到1919年，它共欠盟国7亿英镑，战时通货膨胀比除俄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高。在抵抗奥匈帝国的前线，指挥不良、设备落后的意大利士兵在向阿尔卑斯山脉攀登途中死伤惨重。1917年，军队在卡波雷托溃败；为此意大利人责备将军以及国家体制。到1918年，50多万人丧生，重伤人数更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残缺的胜利”这个后来非常流行的词组已经开始出现在意大利，有关革命的讨论也随处可闻。

由于自由党人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不再支持政府，奥兰多不得不越发依靠右倾的民族主义者。他急需在巴黎赢得胜利或胜利的曙光。如果桑理诺及其保守党朋友坚持《伦敦条约》，他们就能得到；如果一些民族主义者想得到比许诺给意大利的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地区更多的领土，如阜姆，也是可能实现的。他甚至可以通过谈论对散居国外的意大利人（但不包括将受意大利统治的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施行威尔逊的自决原则而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奥兰多提出一个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方案，但却惹恼了盟国：“《伦敦条约》和阜姆。”当阜姆问题变得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言关乎生死，对威尔逊也异常关键时，奥兰多和其他人一样惊讶不已。

意大利代表团另一个强悍人物桑理诺支持《伦敦条约》（毕竟该条约是他参与谈判的），但对阜姆没有兴趣。劳合·乔治认为：“他明白事理，不想为了蝇头小利而牺牲更多。”然而，他将对意大利在巴黎的灾难性外交负全部责任。奥兰多得以逃避责任，部分是因为他的英文没有桑理诺好。另外，如劳合·乔治所说：“他性格和蔼，和他打交道令人非常愉快。”他还错误地断言，“他和威尔逊总统之间没有观点和原则上的本质分歧。”奥兰多也极受美国人欢迎，豪斯写信给威尔逊说：“如果奥兰多在的话，我想我可以有所作为，但桑理诺简直无药可救。”相反，桑理诺“阴沉严厉，刚硬死板，很难对付”。他言语不雅，在巴黎几乎没有朋友。

1919年，西德尼·桑理诺已经七十出头了。他一头蓬乱的白发，胡须无力地下垂，突出的眉毛下嵌着一双凹陷的眼睛，表情非常严肃，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意大利保守派政治家和传统的欧洲政客。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些：在天主教占多数的国家，他信仰新教；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写下有关但丁的比阿特丽斯（《神曲》中的人物——译注）的文章；同时也是杰出的雄辩家。他出生在埃及，父亲是意大利犹太商人，母亲是爱尔兰人，因此，桑理诺是以一个外人的身份闯入意大利政界核心的。他是守旧的自由党人，并持续右倾。虽然他立志帮助群众，但却不相信他们的自助能力。战前，他两次担任总理，因为诚实、无私，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重。1914年，他当选为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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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退出（2）

一个不是敌人的人说，他因自己与众不同而非常自豪：“战前，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外交官时，我经常在他位于图拉真广场附近的漂亮房子里见到他，但我不喜欢他高傲的姿态。”然而，桑理诺也有另外一面，年轻时，他也深深地爱过，但是没有结果。他在日记中写道：“谁能够爱上像我这么一个毫无外表和人格魅力的人呢？”“我会为感情付出一切！只有感情才能减轻那毁灭我、让我令人讨厌并使我无法长期从事严肃事业的黑热病。”当巴黎谈判进展不顺时，他对秘书说他感觉身体不适。

桑理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与俾斯麦相同，他觉得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正如另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长所说，国家都受“神圣的自我主义”驱使。作为一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桑理诺希望祖国安全；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土地、联盟、交易、结交朋友和反对潜在敌人。他一向认为谈判徒劳无功。一次，克雷孟梭责备他“太忠实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了，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国际关系，桑理诺不相信原则、道德和公开，而且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相信这些。虽然是在1919年，但他的行为方式却和在维也纳会议上一样，他对世界上的希望和感情几乎没有什么概念。

战争爆发时，意大利与旧敌奥匈帝国和德国结盟。桑理诺和少数同胞一起有意倒向同盟国一边，他设想他们会赢，非常合理的设想。无论如何，他希望欧洲由保守势力主宰，但大部分意大利人主张中立。直到战争持续不停时，主张中立的人——主要是保守派及部分激进的左派，与越来越多的要求加入协约国一方的人的分歧才变得明显。第二群人是个奇怪的组合——自由党人、共和党人还有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对意大利的战争目标意见不一。三思之后，桑理诺认为加入协约国是意大利的最佳选择。

他之所以改变主意是因为这才是理智之举。他不希望奥匈帝国完全被毁；实际上，他从未想过它会灭亡。他对同盟国没有特别的憎恶之情；他最终决定加入协约国是因为那样意大利才能得到想要的领土。他经常把意大利战争与大战区别开，正如他1917年所说：“若要保证持久和平，意大利必须有安全的国境——这是它完全独立不可或缺的条件。”1918年，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原则后不久，桑理诺尖锐地说：“他们密谋策划了一场外国宣传运动，影射意大利推行殖民主义，反对民主、反对民族主义等等，但这纯属捏造。”相反，意大利对奥匈帝国领土的索求牢固地建立在“民族和陆海合法防卫”的基础上。他说，意大利渴望与南斯拉夫邻邦友好相处。

战争期间，协约国许诺帮助意大利实现其国家梦想，正如流行于意大利的口号所呼吁的，索要位于一直受奥匈帝国威胁的东北国界对面的从特兰托到的里雅斯特的领土。但1915年签订《伦敦条约》时，英法给了它更多：奥匈帝国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岛屿和一块达尔马提亚领土，阿尔巴尼亚的法罗拉港口（意大利法罗拉）及其中部的一个保护国，小亚细亚沿岸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如果奥斯曼帝国灭亡的话，还可以分得其部分领土（这在和会引出一些难题，因为劳合·乔治曾把士麦那附近相同领土的一部分许诺给希腊）；意大利还将在阿拉伯半岛和红海与英法享有相同权利。对桑理诺来说，《伦敦条约》代表了一个庄严的契约；而1919年时它让英法窘迫不堪。

威尔逊明确表示美国不受任何秘密协定限制（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见过《伦敦条约》，但后来却予以否认）。英法觉得意大利对协约国的胜利没有多大贡献。据说，意大利军队没有及时攻打奥匈帝国，而后其表现又是一团糟。虽然反复许诺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巡逻，但意大利战舰几乎没有离开过港口；意大利政府从协约国获得资源，但却拒绝在战争中使用。英国大使报道说，巴黎对意大利的态度“刚开始是非常轻蔑，现在是极端讨厌。他们都说停战协定对意大利人来说意味着战斗开始”。

战争末期，当意大利军队快速行动占领所有许诺给它的、乃至更多的亚得里亚海附近的领土时，大家都惊讶地扬起了眉毛。法国外交部长毕勋向英国大使抱怨，说意大利军队故意挑衅当地斯拉夫人，“要得到任何和约都不可能分给他们的领土，就意味着流血。”

1918年12月，塞尔维亚人与奥匈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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