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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同时，一次次地对我重复：“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我们在泰国做得好，娘家脸上才好看”。

目前，泰北100所华文学校共有两万余名学生，教师不到1000名。一些规模小的华文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一两位老师。香港无线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告诉我：“对山区老师进行培训，台湾比香港做得好，香港很少有人能这么吃苦和坚定，我倒是建议大陆的退休老师，50多岁，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以到泰北传播中华文化”。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他一向追求讲真话”

口述┃孙长江　　整理┃《看历史》记者　何书彬

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厚泽先生，因癌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本刊记者走访了朱厚泽生前好友孙长江，听他讲述老朋友眼中的朱厚泽。

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和朱厚泽先生在海南见过一次面。我的腰不好，他就让我多注意保养，谁知道一回北京，他就病倒了，他的身体一向是很好的。

他是5月9日凌晨走的。前一天的上午，我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他，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医生不让我们和他说话，怕他万一激动起来，病情更加恶化。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他是在寻找他的朋友，想见见朋友。

他这个人，很爱朋友，很爱老百姓。他的朋友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但是那天我们没有和他上话，第二天他就走了。

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5年他上任*部长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科技日报》副总编，请他到《科技日报》做个发言。在此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相互都知道。

那时我是被借调到《科技日报》的，我的人事关系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此前我待在中央党校。1978年，我作为主要作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汪东兴说我“砍旗、反党、反革命”。1982年，又有人提出要“砸烂*的理论班子”，要把我调到一个“小的大学”，接下来我被就赶出了中央党校，到了北京师范学院。

朱厚泽比我大两岁，他是1931年生人，长期当右派，后来当了贵州省委书记，但是时间很短，是耀邦把他调到*的，平时他的思想、作风也都处处向耀邦学习。

在《科技日报》发言时，他讲得不多，主要内容是做编辑、记者的，要讲真话，报纸要反映实际情况。我知道他这个人，他一向是追求讲真话的，在贵州做省委书记时，大家就说他比较*，老百姓很拥护他。

朱厚泽到了*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他要先了解情况。当时　“左”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还很严，朱厚泽就提出了有名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厚。

他这个“三宽”的影响太大了，帮助和救了很多思想解放的人。那时有个叫雷桢孝的，写了一本《人才学》，人家批判他，朱厚泽就为他说话，说这本书没什么错误，保护了作者。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都很感谢朱厚泽。

也是因为这个“三宽”，很多“左”的人批评朱厚泽右倾。在任一年零七个月后，他就调离了*，成了任期最短的*部长。我常常说，他这个人啊，一辈子当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右派”。

朱厚泽这个人很有才啊，但是这些才干大多数都没有用上。有很多人一当官，走到仕途路上，为了往上爬，就不再讲真话，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像他这样的好人太少了。他有骨气，讲真话，也不受欢迎。

我们都退休后，时不时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成了老朋友。

朱厚泽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男高音唱得很有专业水准，非常喜欢摄影，也很喜欢游泳、打球，我们都没有料到他走得这么快。

我们在八宝山送别他时，原定一百多人过来参加，都是亲朋好友，结果有九百多人过来，其中很多人是从外地赶过来的。

他一辈子都很景仰耀邦，以前在聊天时，我还开过他的玩笑，说：“耀邦害了你，当*部长害了你呀。”

那时他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孙长江：首都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主要作者之一。）

对话朱厚泽：我为什么要提“三宽”（1）

《看历史》特约撰稿┃韩福东

朱厚泽病逝的当天下午，记者赶到设在朱厚泽家中的灵堂。屋内哀乐回旋，遗像前有*夫人李昭率家人等献上的花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夫人汪志馨等人也随后赶往灵堂悼念。朱厚泽妻子熊振群说，朱厚泽逝前因接受放化疗，身体已经没有抵抗力，春节过后，在20多天的时间内病情就快速恶化。谈及伤心处，忍不住泣下。前来追悼者，也感怀落泪。

三年前，记者曾对朱厚泽做过专访，访谈内容因故一直没有刊发。今将其整理如下。

■　保持一点弹性，保持一点柔性，有利于探索和发展

记者：你1985年下半年出任*部长的时候，文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朱厚泽：我当*部长的时候，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方面，老的办报办刊的思想、反对进一步多元化的思想，还是很强大；另外一方面，市场化、对外开放，加上党内一些识时务的领导人，都在推动多元化。

这两种力量是激烈冲突的。我是*结束后的第六任*部长。我在1985年8月自贵州到北京后，一直到12月都没有公开讲话。后来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各方面有什么反映？我说别人的反映就是一条，不见（我的）动静。他说，大胆一点嘛。后来又请人给我带话：准备个报告，提到书记处大家讨论嘛，讨论时我们支持你，放开一点。我没接受耀邦的意见，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太理想主义。

我和其他部长不一样，其他部长来了之后，就是三把火，准备文件请中央批，然后就向外发布。

记者：你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朱厚泽：我那时什么会也不开，我要开就开座谈会。

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将要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就围绕这个准备通过的决议，到处开座谈会，听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理论家和文化官员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是赞成还是反对我的想法。我在*，一年的时间在干这些事，不断和各方交换意见。

记者：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要和他们交流？

朱厚泽：集中到一点，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句话，中国的意识形态要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条件。只有这么一个口号。

1986年3月，召开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会议，借着这个会议的机会，他们让我讲些话，我就讲了些意见。后来我的发言的新闻稿（不是发言全文）被登在《文艺报》上，新闻发出来之后，各方面议论纷纷，有些人赞成，当然不赞成的人也有，磨刀霍霍的。第二天我去参加出版界的会，他们让我讲，我也讲了。后来在理论界的座谈会，我也讲了讲，最后就引出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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