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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语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50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国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8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急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就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吧？”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的习惯吧？”两个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白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市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个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17年了！不知是17年没见过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能跑出门去迎接党内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加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15年，没听到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来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60年代未和70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是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字，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灿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能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住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70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均懦、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我知道报刊说过的这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中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之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经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者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同志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刽书信往来很多。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勿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刽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询问，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老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耍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布，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乔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来往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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