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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2）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发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文革”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txt小说上传分享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3）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全台为审查和安排7日的节目而忙了一个通宵。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广播大楼彻夜通明，而外面的过路行人，不会想到大楼里在干什么。从7日凌晨开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后来得知，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在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毛主席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以达到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篡党夺权的目的。当华国锋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文革”中某种政治变故前奏的常用语，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文革”中大家对政治问题都极其敏感，任何不同凡响的提法，哪怕是细微的分寸变化，都意味着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4）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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