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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浚―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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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的自恋情结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的博士论文送交了国际商业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参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比赛。该学会是国际商业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轮国际性竞赛，以选择出一篇最佳博士论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国际商学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参加，但参选者当然只会是那些自认为有竞争力者。　我参加这一比赛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愿望，我太需要一个客观的公众对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评估。　我把论文寄出后，就开始等待了。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国际商业学会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但那只是一个收到我论文的标准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参赛论文已送交了评判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评选结果出来后就会通知我。　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写信者是亚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国际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是这次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评判委员会主席。他在信中祝贺我，说我入围了，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结果将在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上才会宣布。　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兴奋。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阿哈罗尼教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确定我能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并说我学校若不能报销差旅费，他们可提供资助。我在期待中，心情变得更为紧张了。不，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坎坷多磨，有过那么多次的热切期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度失望——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会议前一天清晨，我乘机前往夏威夷。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了旅游胜地的那种悠然氛围。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暖洋洋的热风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大多身着休闲服装，看起来既舒适又放松。可我是来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的。　会议是在洲际假日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已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大巴。我登上了汽车后，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意外地，我与崔教授打了个照面。他那时已经成了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同行了，但他还是我的老师。我极其恭敬地问候了他，但在简单地交谈几句后，就觉得无话可说了。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我根本无意享受酒店的美味佳肴，也没有心思领略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异国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大会最后一天的全体聚餐会，那时将宣布博士论文奖比赛的结果。　会议分组活动中的一项议程就是由最佳博士论文奖的三个入围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听了其他两人的报告后，就觉得我的研究就独创性和重要性来说，都有更大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我应该是获胜者。可这会不会仅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在那个会上，我们这三个入围者也互相认识了。尽管彼此开着玩笑，但都无法掩饰住心情的紧张。后来我们约定了，谁是得奖者就必须请客。　终于，熬到了大会最后一天的议程，在宴会厅上聚集着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国际商学领域的大小人物，众人都是衣冠楚楚，品尝着美酒佳肴，谈笑风生，可我的心却揪得紧紧的。在其他一些议程完成后，终于，阿哈罗尼教授走上了讲台。　他先要介绍这次博士论文奖进行的情况，然后才会宣布评比结果。我压抑着焦虑的心情，耐心地听着他的介绍，他简单地向大会通报了这一博士论文竞赛的评选过程，三名入围者的名字及他们论文的题目。这时，他故弄玄虚地停顿住了，我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终于，他读出了得奖人的名字，他正确无误地念出我名字的汉语拼音——Xianfang　Liu。　那一时刻，我感到突然，觉得难以置信，尽管在这之前，我在内心中已做了无数次评比，与其他两个入围者的论文相比较，都觉得自己应该是最后的获胜者。

在热烈掌声中，我走上了主席台。阿哈罗尼教授向我赠送了一面镀金的奖牌和作为奖金的支票，我们又一起照了相，最后该由我作答谢辞了。我站在讲台后，环视着下面的观众，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泰斗，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事，也有崔教授……　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泪涌如泉，我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那时我觉得，就为这仅仅一瞬间的感觉，这么多年的痛苦付出就已是完全值得了。　博士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重要的结果是博士论文，所以一个博士的论文是衡量其学术质量的最重要标志。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后，我的研究结果能为我所在学术领域的最高权威机构所承认——这是一个终身的荣誉。

这一奖项对于我，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我的自信心，在崔教授摧残下，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在那一刻，这些学术权威对我研究成果的肯定，不仅是承认我的努力和能力，也是对我的公正鉴定，使我重新确立起了自信——从此我不会经常地自责，也不必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无才无能。这一荣誉使我找到了自我，也增加了我继续努力的勇气和信心。　至今我是获得过此殊荣的两个华人之一，却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在会议结束后，上来祝贺的众人中，有位来自香港的周教授，她握手祝贺时说：“你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荣誉。”　　——至于崔教授，除了从机场去酒店路上的那一次，我就再没有遇上，因为那个会议规模太大了。但我在那里结识了他学校的另一个教授，在离开前又巧遇上她。她提起了崔教授，说那次宴会后，崔教授就到处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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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的唯意志论

受挫后仍不气绥，仍然坚持一次次去努力，那是以一百次努力去撞那百分之一的机会，最后才如愿以偿了。所以，我能够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　　无独有偶，今天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唯意志论的思潮。那些成功学和潜能大师们，在推广他们理论时，极其强调“暗示”、“潜意识”的力量，“自信的奇迹”等，其本质表现为这样的奇迹创造模式：“意识→实现”。

他们说，只要有强烈的意愿，坚定的信念，去思念，去想象，去充分运用意念，发挥潜意识的力量，奇迹就会出现，愿望就可以达到。按此说法，你若想发财，就要梦寐以求，每天化一定时间去考虑，想自己怎么有钱，怎么去过有钱人的生活，等等，结果暗示起了作用，你就能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了（我有盒励志类的英语录音带，就是这么说的）。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荒谬，难于为我们理性所接受，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似乎印证了我们人生的体验。我以自己为例，就是以强烈的意念，“使”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实现了那很难达到的目标：领导生产队工作、上大学，读博士，以及后面会提到的很多经历……　我也想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命不好，运气不佳，所以才人生多坎坷，多磨难，做事极少一帆风顺。可是，我又觉得上帝待我也不薄，在那最紧要关头，似乎就有那神秘之手，拉了我一把，使我绝处逢生。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天数。

后来，我与一些奋斗过来的人们探讨时，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那种最后“险胜”的感觉——原来这是人之常情啊！正是因为众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有了“意念大师”的高超理论。　现在，我以悟得道了。且愿把自己的感悟谈出来，以使大家不再为那种时髦理论所误导。　首先，从我的经历来看，之所以不顺，不断受挫，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好高骛远，目标太高了，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和客观境况的许可。所以，尽管我竭尽全力，却在从事着一种失败可能很大的尝试。但我受挫后仍不气绥，仍然坚持一次次去努力，那是以一百次努力去撞那百分之一的机会，最后才如愿以偿了。所以，我能够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

那么，真正的奇迹实现模式是：“意识→努力→失败→努力→　……　→实现”。　但那些潜能大师们却在偷梁换柱，把这一实现模式斩下头尾，去掉中间，再把头尾嫁接上，编织出了这个“意识→实现”的公式。这似乎解释了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和个人经历的体验，但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可以相象一下，如果没有过程中的不断努力与尝试，会有奇迹的最后出现吗？

盲目乐观的心态

中国人惯用激将法，而西方人则着重于正面鼓励，中国人强调忧患意识，而西方人更提倡积极思维。其实，西方文化中才包含着“阿Q精神”的深厚底蕴，西方人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达到心态的平衡。　　我们人生要有乐观精神，甚至是达到“盲目乐观”的境地。　有人问，为什么要如此极端？　前面的励志篇阐述了普通人的实现法则，首先要有“好高骛远”的目标，然后再“一意孤行”地去追求，在此过程中去经历一次次的失败，去承受失败后的痛苦，却仍然不放弃，不折不挠地去努力，去撞那偶发的机遇，结果就能“侥幸”成功。我们若是普通人，又要去争取不普通的成就，就只有如此去奋斗。　这样的追求，是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追求百分之一的机会。这样的追求，太难、太艰辛了，理性的人是不愿如此去尝试的。

又怎样才能一鼓作气，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只能是盲目乐观，去无视那九十九次的失败，只看到那一次成功的机会。在寻求“好高骛远”的实现时，去从事挫折多于成功的努力中，我们就必须有这种盲目乐观的傻劲，否则很难有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一个将领在决战前夕，面对险恶的战情，明知道胜利渺茫，也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士兵。士气可鼓而不能泄，而士气将直接影响到战斗结果。他必须以盲目乐观的精神，激发起士兵打败敌人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他的士兵们在投入战斗前也许是盲目的，但也只有这样才有侥幸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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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乐观和积极思维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才有坚持到最后的力量。但是，如何才能保持这种进取心态和乐观精神呢？　那就要有积极的思维（Positive　Thinking）。前一章提到的麦克，那就是积极思维的例子。西方人强调自信，可信心是建立在积极思维之上的。只有以积极的方式去思维，才会有成功的信心，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如何实现目标，也才能在追求中总始终保持“盲目乐观”的精神。

一些国外朋友，在了解到我早年的经历，会问我：为什么你没有表现出怨恨的态度？是的，在海外经历类似事件的某些中国人，提起过去，往往对那个时代和制度表现出刻骨仇恨的样子。而我就没有那种感觉，确实没有，只是理性地分析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从客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历史为什么会发生。那时我也不清楚，我们的态度为什么如此截然不同？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有积极思维。　谈到积极思维，我还必须提到我的母亲。她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政治年代，因而总的来说，人生态度不是很乐观的。但是，在“文革”中，当社会盛行“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时，她却鼓励我要学习文化知识——“因为社会到最后还是要靠知识吃饭的”。在那个时代，很少人会这么看，能坚持这么想。我到后来几乎绝望了，可她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一直这么说，一直这么地鼓励我。那才是乐观啊，而且是盲目的乐观。后来，变局果然发生，大学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

由于我能坚持自学，才以初一的教育程度，考上大学而且改变了命运。　积极思维是力量的源泉，也能创造机遇。前一章中提到了麦克和安迪，他俩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积极乐观，另一个消极负面。他们从同样的遭遇会产生不同的反应，而情绪难免会流露在态度上。他们的态度又会影响到别人对他们的态度和选择，那也就导致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际遇——我们都是更愿意把机会给予更积极的人们。

我这本书出版后，曾在美国的中文网站部分转载，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那激烈的讨论中，有些评论文章是大肆批判，甚至人身攻击。我在初看时，觉得难以接受，因为我诚实地回顾过去，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对人生的认识。我在推心置腹，有些人却是站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以“文革”式的语言对我进行道德审判。初看那些评论，我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心里很难过。可我突然又想到，我人生还从来没有如此经历，这是新的挑战，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想到这里，我释然开怀，心静如水了。我事后意识到，我如此去想，就是积极思维，就能调节心态，也能找到平衡点。

阿Q精神万岁

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农民人物，他懦弱、自私、愚昧、狡猾，常以“精神胜利法”，即心理调节和自我暗示来获得心态的平衡。他后来却被人当作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的代表。今天，“阿Q精神”已经家喻户晓，完全变成一个带负面意思的概念。其实，阿Q形象能在中国广泛地流传，并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这才反映了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是一个比较不快乐的民族，倾向于悲观、忧虑，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历程，才比较能理解此民族性格的形成。世世代代衍生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紧缺，走过了多灾多难的历史，饱受战争、疾病、饥荒、###等社会性大###。古代多次经历过人口的锐减，那是生存斗争的残酷表现形式，也是大自然以其固有法则重建起人口与资源的平衡。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形成她的性格，带有很大的悲观性。　只要把中西文化相比较，我们就会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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