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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陈寅恪：“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一、“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

二、“转徙乞食西南天地之间”

三、“扶疾入国，归正首丘”

刘文典：“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一、“宁以义死，不以幸生”

二、“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三、“替庄子跑警报”

丰子恺：“为护生而抗战”

一、“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二、“还我缘缘堂”

三、“以杀止杀，以仁克暴”

四、“艺术的逃难”

五、“努力保住中国灵魂”

郑振铎：“为愚公移山之业”

一、“唯有一腔正气”

二、“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三、“我不能不离开了家”

序言（1）

我所在的城市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我顽固地喜欢着秋天，天总是那么蓝、那么高，舒缓的空气中微微带有些寒意，红黄相间的树叶在碧蓝天色的映衬下显得是那般的美丽。午后的阳光从我的窗口斜射进来，四周寂静无声，起身替自己泡上一杯清茶，房间里氤氲着茶的清香，思绪与茶的雾气一道升腾……每次打开电脑想留下些文字，思绪总是很混乱，这让我总是怀疑自己能否做好目前的工作。怀疑归怀疑，心里却又总是有着倾诉的欲望和冲动，也就只好不管这些怀疑的做了下去，但求无愧于心　吧！

在一所不知名的地方大学任教时，课后我总喜欢跟我的学生们聊聊天，也有很多学生经常到我的房间来找我神侃，我跟其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与朋友们聊天的主要话题都是关于文学和历史，当然，聊天中也少不了一些年轻人的风花雪月的故事。在与学生和朋友们的谈论中，我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历史都是一些宏大的场面、事件，他们所关注的历史也都是有关历史事件的起因、进程、后果等宏的东西，而在历史事件中个人的面目于他们是模糊的，也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除了某些历史事件中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看来，历史表现为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事件的链条，体现为一种合规律的、合目的的必然性进程。有一次我偶然向学生们提起一首有名的抗战歌曲，学生们竟然都不知道。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抗战中值得谈论的就只有政治家的纵横捭阖和中国将士们的浴血沙场。当然我没有责备我的学生，事实上他们所能见到的大部分的历史都是这样，他们对历史有这些的理解当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在我的中学时代，甚至是大学时代，我所看到的或者是老师所教给我的不同样是这些东西吗？然而，这一切却又促使我进行思考：我们的历史能不能有其他的写法？可不可以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历史？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个人的历史中的命运，个人面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喜怒哀乐，个人被历史所裹挟的人生轨迹等等往往被宏大的叙事所遮蔽，历史写作者的凸现某一历史法则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对其他许多东西的遮蔽。而在我看来，被历史遮蔽的东西往往比它所凸现的东西要多得多。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也更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以凸现被其他历史写作所遮蔽的内容。在我的印象中，宏大的历史往往是严肃的、学理的，当然也是与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等相隔绝的，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一种更有血有肉的，关注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情感，关注个人日常生活内容的历史呢？为什么历史写作就不能更温暖些、更关乎个人，更生活化呢？有很多历史写作者对日常生活之类的小事件往往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小事件在历史中根本不值一提，对这种观念我很是怀疑。

出于以上的思考，我并没有打算在我的写作中又做一个宏大的历史叙述，或做成一个严谨的学术著作，如果有朋友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考量我的写作，恐怕我会让你很失望。我甚至也没有打算做成一部知识分子抗战史，我只是将抗战作为我写作中的一个大背景，我真正关心的是知识分子个体在这种背景下的生活、心态还有他们的选择。换言之，我的写作在于描述抗日战争全国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众生相，在于讲述中国各色知识分子面临空前变局时的心态和选择。在本书的写作中，我选择了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一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在学界也很有声誉的知识分子作为代表，讲述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故事，他们在民族面临危亡的重大历史时期的信念、情感、抗争和困窘。在选择人物作为我的叙述对象时，我力求避免个人视野的偏狭，尽量做到所选择的人物涵盖当时知识分子的各种类型，并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活际遇、政治信念以及人生选择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来展示风云际会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多彩而又引人深思的生活图景。对于笔下的人物，我并不强调他们在民族面临危亡时的壮怀激烈和热血沸腾，也并不一味强调他们的政治表现，我只是把他们当成生活中的一个个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忠实地记录他们置身于那样一个时代的生活细节，讲述他们在一个非常时期的喜怒哀乐，展示他们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的矛盾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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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2）

在写作中，我以叙述为主，夹以议论，并尽量避免文字的僵硬和学理，追求文字的通俗和生动，注重可读性。我刻意抛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常见的学术化和客观性，我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的“旁观者”，我真诚地将我自己的情感投入到我笔下的人物之中，让我自己与他们一起悲哀，一起欢乐，真诚地理解着他们的矛盾和困惑。在时间限定上，本文主要叙述的是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生活，但并不严格，偶尔也做一些向前追溯、向后勾连的工作。请注意，我的写作重视可读性，但绝对不等于“野史”或“传奇”，对时下盛行的“戏说”之风和种种的“故事新编”，我并不认可。在写作中，我力求做到可读性和严谨性并重，不猎奇，不虚饰，有血性，见性情。我不是历史的审判者，而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历史的叙述者，力求做到言必有据，以史料为基础，既要做到叙述的严谨和丰富，又要做到不板着面孔说教。说真话，说自己的话，不自欺，更不欺世。

在写作中我时常被我笔下的那些人所感动着，他们在那段时间里的生活不断拨动着我的情愫，或欢乐、或悲哀、或同情、或疑惑……当我独坐在寂静的夜，他们的影子便不期而至，他们或深邃、或浅白、或激越、来平淡、或持重、或狷狂，是那样的鲜活。有时我很怀疑语言的力量，语言似乎永远无法真正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在生活面前，文字永远是那样的苍白，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用文字靠近历史的可能性。“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想必在这一句话中一定包含了孔子许多无可名状的无奈。事已过，人已逝，往事和故人都已经和我们渐行渐远，一切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遥远、淡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悠悠历史，繁华落尽，太息幽幽。但我同时又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读到些什么，我们的民族是个太喜欢遗忘的民族，我拒绝遗忘，这也算是本书的一个小小心愿吧！

2006年11月于武大枫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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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酒会上，胡适因心脏病猝发辞世。台湾当局为胡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一副，辞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另有一挽联，辞曰：“生为学术，死为学术，自古大儒能有几？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至今国士已无双！”对于胡适一生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此二联是比较切合的概括。胡适是典型的关怀型知识分子，尽管他自美国归国后，曾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然而他关怀式的学者姿态，却使他忍不住从书斋走出来。30年代周作人曾写信给胡适，劝他潜心治学，不要做一个“好事者”，胡适在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行为立场，“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教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褥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从中亦可看出胡适与周作人的精神差异，而这也决定了二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同人生抉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拉开序幕。为了获得英美等国的支持，蒋介石想让在英美等国有良好声望的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他很书生气地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直到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要是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奉命成行。1937年9月8日，胡适乘船西上汉口，途中，他用“藏晖”的化名和商人的口气，给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隐喻托说自己将赴之使命说：“弟自愧不能有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暂作买卖人，谋蝇头之利，定为诸兄所笑。然寒门人口众多，皆沦于困苦，亦实不忍坐视其冻馁，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就胡适个人的志趣而言，他宁愿从事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但为国为民计，他只得暂离学术。胡适此时的心理状态他自己曾经有过流露。1938年10月31日，胡适曾将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友人陈光甫（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时在美国负责向美借款事宜），照片后有自题诗，诗云：“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他在此诗后面加一短跋：“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一点战时的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

“和比战难百倍”（1）

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胡适的态度一直比较悲观，而他对中日局势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由避战求和走向苦撑待变。在胡适看来，中日间的国力差别甚大，尤其是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劣太过明显，“中国军队完全是太古式的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庶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由此思路出发，胡适认为中国应尽力“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信罗隆基，提出了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我的第二方案是从反面着想，另定四年的计划。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忍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期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

胡适忍辱避战思想的上溯时间很长，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时，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国内学界反对袁世凯屈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学子热烈响应，胡的同窗好友也纷纷卷入，主张对日作战，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颇招物议。为此，胡适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地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认为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的态度被当时的留学生们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就连后来，胡适的“我的小朋友”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也评价说：“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他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忍辱避战的基本理路在于实力的考量，而非对国事的冷漠，但青年胡适的理性精神达到如此程度，却又让人不由心生感慨，热血的年青人非要理性到如此程度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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