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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归来立即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头号号外，以致人刚登岸，他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已经在朋友中不胫而走，被上海滩的各家报刊竞相登载：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馀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两全家国殊难事”（1）

郭沫若，以他的性格、气质和教养而言，他是不适宜从事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他首先应该是也只应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或者一个单纯的学者。然而，他一生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他总是被置于时代的浪尖，由“戎马书生”至“文化班头”而至“党喇叭”，最后彻底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郭沫若一生的命运遭际到底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无论是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郭沫若手书联

都不可能真正探究出这一人物的底蕴。

对于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结束流亡生涯毅然归国，人们有许多猜测，甚至有种种非议。无论我们对郭沫若的回国有何种猜测，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他赴国难的沸腾热血，更不应该揣测他是怀有某种个人目的。如果郭沫若贪图高官厚禄，或者是要投机，要趋炎附势，大革命时期，他只要跟着蒋介石就完全可以飞黄腾达，达到个人的目的。何至于等到现在再来投机？而他后来在抗战中的表现也表明他的回国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真有这么潇洒吗？郭沫若归国前有没有犹豫，有没有惶惑？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奋笔写就激烈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从此开始了流亡的生活。1928年2月郭沫若东渡日本，隐居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市。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汉字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郭沫若在学术上的成就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郭沫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尊敬。如果不是战争爆发，他可能会沿着这样的人生之路一直走下去，那样，我们看到的或许是另一个郭沫若。尽管此时身居日本的郭沫若，生活稳定和谐，安娜夫人温柔贤惠，五个儿女聪慧而自强，且事业上已有所成，但他的内心却一天也没有平静过。郭沫若的性格中有一种英雄情结，他喜欢热血沸腾的生活；再者，远离故土的孤独和思念也无时不在他的心头缠绕。在写给好友容庚的信中郭沫若表达过归国的愿望：“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在其偶有所作的诗中亦流露出这种情感：“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1936年冬，郁达夫于日本游历往访郭沫若，老友分别十年，一朝相见自然喜不自禁。在郭沫若赠郁达夫的一首七绝中，更表明了郭沫若流亡海外的心境：“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1937年5月，郭沫若回国一事出现转机。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奔走的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连发两信：一系航空，一系平邮。郁达夫在信中说：“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至于南京方面为什么会突然召郭沫若回国，郁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对于国民党政府突召郭沫若回国，有人猜测是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日本极有名望的政界###西园寺公望的注意，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想通过郭沫若的这层关系来与日和谈。此种说法因没有更多的旁证予以佐证，而当事人在回忆中也没有谈及，当存疑。实际上，南京方面召郭沫若归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变化。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空气已经形成，而国民党政府也在极力营造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不管这种努力是真诚还是做秀，毕竟是有了这样一种姿态。南京政府召郭沫若回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南京政府有让郭沫若回国的态度，这肯定是事实。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得到了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协助，而郭沫若回国当天前往码头迎接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从这两件事上，就足以看出南京方面对郭沫若回国的态度。回国有望，郭沫若自是非常高兴，但回国之前尚有二事须政府办理：一为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二为汇上足够的旅费。对于郭沫若提出的要求，郁达夫回信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但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都未见音讯。

“两全家国殊难事”（2）

回国的音讯久候不至，但却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至于“卢沟桥事变”后东京方面的情况，此时旅居日本的金祖同回忆说：“虽说卢沟桥的战争爆发，一时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揭开了那忍受了许多年苦难的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可是，当地的新闻纸上的渲染，却很有声有色的，使全东京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是完全和平时不同的情绪了。”事变发生以后郭沫若深居简出，然而他也能感觉到此时紧张的气氛。在这沉闷难耐的空气中，郭沫若的心境如何，他对这场战争又持何种态度？

7月15日，金祖同往访郭沫若，师生交流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性格偏于情感型的郭沫若几乎可以说是热血沸腾，他极力主张对日作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我们以铁血来对付他们的进攻绝无办法”。他充满信心地对金说：“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于此时，渴望激情洋溢生活的郭沫若的内心当然是希望能立即归国赴国难，但他也很清楚他的归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风云人物，日本政府不会轻易放他走，一旦发现将被逮捕，甚至杀害；二是国内的通缉令尚未撤销，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又不明朗，回国危险性很大，更难说能否有所作为；三是撇不下妻子安娜和五个儿女，如果只身回国，不仅骨肉分离，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还将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虽说郭沫若梦想以身赴国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临到要别妇抛雏却又并不那么容易。他怎么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同多年来相依为命、夫妻情深的安娜分别，抛下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女离去？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感受，非亲身经历者实难以想像。但是国难当头，经过反复考虑，郭沫若最终还是决定立即回国。于此危难时刻，郭沫若也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不能脱身而遇到意外，于是他写了一份“遗言”交给金祖同：“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在归国前夕，郭沫若的内心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的煎熬的。

准备工作完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连安娜亦没有清楚告之。郭沫若后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说：“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钱瘦铁是一位金石家，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他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王芃生有联络，和驻日使馆等各个方面也都比较熟悉。金祖同，又名殷尘，是一位留日学生，他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故而自己称是郭沫若的学生，由他奔走于东京和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做具体准备事宜，并与郭沫若一同回国。金祖同打听到回国船期后，用明信片隐语告诉郭沫若：“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这事实上是金和郭沫若事先约定好的暗语，用房间号数指代日期。郭沫若用明信片回复金祖同，写了一首隐语五言诗：“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乔迁”指回国，“廿四”即行期。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既有盼望早日归国，共赴国难的意愿，然而也有不忍与安危与共、艰苦备尝的妻室儿女分别的依依之情。

妥善安排好一切，决定了行期之后，郭沫若的内心还是有点犹豫不决。除了怜惜家眷孩子之外，郭沫若还有其他顾虑：“虽是我的去志已经决定了，不过我还是有些畏怯，因为今后我的出路，仍旧是毫无把握的……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固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不怕他什么，只怕民众的心仍很麻木，那么我回去还有什么意思呢？”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绪一直持续到郭回国前夕，甚至万事皆备，郭沫若仍然显出一丝游移不定。金祖同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他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金为此事亲历者，其叙述应可信）。一个被通缉多年的###，亡命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茫茫然，心底不踏实，有这些忧虑，亦很自然。于此时，郭沫若的心情十分矛盾和复杂：家庭和国家；事业和生活；夫妻之情、儿女之爱；个人安危和家庭安危，一起交织于他的心间，个中滋味非言语所能及。然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犹豫，郭沫若最终还是打消了一切顾虑，决定只身赴国难。1937年7月25日凌晨，郭沫若悄然披衣起床，蹑手蹑脚走进书斋，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的是“勤勉”二字；给最小的儿子则用的是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盼他无病无灾地健康成长。当他转身再踱入卧室，安娜已醒，正于枕畔就灯阅读，而孩子们尚在酣睡中。他轻轻地揭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重重吻了一下，作为诀别之礼，安娜当时并没有察觉他的用意。郭沫若和往常一样穿着居家和服，默默离开卧室走下庭院。沐着残月的青辉，郭沫若无限依恋地告别了这个给他无限温暖，他自己也深爱着的家，踏上了归国的路途。对此段经历，郭沫若在《家祭文》中回忆说：“贞乃于阳历七月二十五日，抛妻别子，孑身返国……然离去之情景，即今犹历历然在贞心目也。时为暑假，子女均归。晨之四时，贞悄然披衣起床，曾将阖室巡视，四子一女，均尚酣睡。富氏媳虽被惊觉，永未料贞之将高举而远逸也，乃怡然枕畔，就灯阅读，贞则于此时首途矣。于时，残月在天，澪露在田，热泪在贞之颜面，贞非木石，能不伤心？贞幸得脱出，而妻、子则委诸虎穴，为贞而受牺牲。其苦心，其处境，一为置身而思之，即不觉泪之盈睫。”当日傍晚，郭沫若和金祖同在神户顺利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化名杨伯勉，自称湖南长沙人。晚上9时正，邮船起航。郭沫若蛰居舱中，从窗口窥视码头上的人们。按照日本的风俗，送行者正在向船上抛彩色的纸卷，表示惜别之意。此情此景，不能不勾起郭沫若的无限情思，对先后居住达二十年的岛国他并没有什么留恋，他所牵挂的只是自家那六条看不见的“纸带”。他当时的心境，从他在船上写的一首七绝完全表露了出来：“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将遍地哀。四十六年馀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回国后，郭沫若曾收到过安娜的来信，得知安娜和长子和生被日本警察局拘禁并毒打，家亦被抄。郭沫若得知此消息后赋诗一首匿寄安娜，诗云：“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如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深渊。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致万世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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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摇天万里威”（1）

由日本秘密回国之后，郭沫若不得不考虑回到国内后的出路问题。到达上海的当天，孔德研究所的朋友沈尹默就率直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是在国民党中谋职，还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而沈对此皆不赞同，他建议郭沫若目前最好还是继续研究古代文化，从事纯学术的研究。从这段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沈尹默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的率真和单纯。战争就是政治，一场关乎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卷入到政治态势之中去。郭沫若更是如此，他的精神个性决定了这一点。以郭沫若浪漫诗人的心性而言，他抛妻别子历险回到国内，绝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学问。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即使郭沫若自己想留在书斋中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也不可能。作为北伐战争中的一个政治风云人物，郭沫若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党派力量的干预和制衡。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郭沫若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极富政治文化含义的象征性符号，他的行为方式和轨迹，都已经不能完全由他自己来完成。回国后，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表明自己回国的态度，情绪激昂，铮铮之言掷地有声：“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此后，郭沫若便融入了整个民族的抗日洪流之中。不过回国伊始，郭沫若还是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还是宁愿以纯粹文化人的方式抗战救国。

郭沫若（左一）与茅盾等

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的《救亡日报》是抗战期间有着广泛影响的一份重要报纸，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反击，“淞沪抗战”揭开了序幕。郭沫若与夏衍等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了《救亡日报》，郭自任社长，夏衍和阿英分任主笔和主编。关于报纸创办的经过，于伶在一篇怀念郭沫若的文章中有过叙述：“‘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终于响了……文化救亡协会成立了。在郭老的寓所，筹办了《救亡日报》，党组织请郭老担任社长，夏衍与阿英同志分任主笔和主编。”夏衍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也谈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孑身从日本回国，杏邨同志当了郭老得力助手，和我们一起，创办了《救亡日报》。”当时的上海，报业竞争已经非常激烈，新创一份报纸短时间内很难打开局面，创办伊始，《救亡日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夏衍曾回忆说：“我们的依靠，是当时参加‘上海文救’的绝大部分进步文化工作者。所有当时在上海的知名进步人士，首先是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等，此外，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社会科学界、电影界的各方面人士，都替我们写稿，甚至自愿替我们奔走采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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