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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袁世凯马上赌咒发誓。他说，皇上是我们共同侍奉的旷代圣主！救护之责，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我还在这里！你要我做啥，请直言！

谭嗣同说，荣禄的密谋，主要是想借天津阅兵控制全局，阁下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虽然都受荣禄节制，但要借重你们的兵力成事。只是董、聂二人不足道，“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计，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平心而论，谭嗣同的这个认识，对事势的轻重分布看得相当深透，而最为关节的枢纽，是对袁世凯本人的认识，却完全看走了眼，而他自己似浑然不觉。也许，林旭的意见更为可行，不过也属临时抱佛脚，虽然密集地搜寻可依托的强人，但究其实质，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无奈。

袁世凯接话道，假如皇上借阅兵的时候，疾驰走避到我的部队中，“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随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谭嗣同说，但是荣禄对你素来不错，你怎能做到突然翻脸？袁世凯笑而不答。

其实呢，以前有某大臣建议增加袁世凯的兵员，让他训练更多的精锐部队。但是荣禄马上反驳，汉人不能给予太多的兵权，运用汉人，只是笼络他们罢了（“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

荣禄的阴险巧诈，实际上袁世凯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袁世凯天生一流演员的料。检验他对谭嗣同所说，逻辑清晰，富于针对性，技术手段的措置不无道理。不要以为这些都属空话，或者搪塞，假如改良派有特殊方法控其致命要穴，则其必按既定路线行之，那么成事业大有胜算之把握。

谭嗣同果然一腔率真，他还替袁大头担心。他说，荣禄确实是王莽、曹操之类的绝世之才，盖世之奸雄，你要慎之又慎啊。

袁世凯演戏的感觉这时候上来了，仿佛进入角色不能自拔，全然沉浸到角色的情绪世界里面。他把眼睛猛地一睁，低声吼道，“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的火气上来了，反正他绝对有把握的是，谭嗣同和他的谈话，绝对不可能由谭氏泄露给荣禄。他俩又商议了很多细节。袁世凯看看戏将演完，说道，现在事机已经非常危急，枪火弹药都在荣贼之手，现在我们的事已经说定，不需再啰唆，我要赶紧赶回去，不然麻烦了。

两三天后，因为袁世凯的告密，政变发生了，改良派措手不及。谭嗣同叹道，我已毫无办法，唯有等死了。实际上，他还在忧心康、梁等人的安全，设法为他们寻找逃逸的渠道。

1899年9月23日，他和梁启超访问了李提摩太。22、23日，谭嗣同和江湖豪客大刀王五密谋，想把光绪帝从宫中劫持出来，但是荣禄的武卫军已经重重保卫，冥思苦想，实在无从下手。

路径与方针的偏颇歧出

袁世凯回到天津，是如何一种表现呢？据长期做他幕僚的张一麐先生说，但见督署府辕已是卫兵密集警卫。本来他放豪言说，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这时这个超级演员马上自己就变成了一条狗，“袁乃跪地求荣为做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属君。”一块石头落地，直隶总督以此种方式到手。真是丢了芝麻，捡来西瓜。于是他起身，将荣禄送上车。临别，袁大头不忘表白，现在这个事，皇上处于危险境地，如果皇上有不测，我袁世凯也不活了！（“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

毕竟皇上是正塑，这个表白无伤大雅。车行之前荣禄答道，皇上安全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其他大小臣子就难保了。他亮了这个底牌，袁大头心中更有底了。

袁世凯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终其一生，是个见风使舵的三流小人。

甲午战前他是主战派，战后他揣摩当局的心理，立马转为主和。

袁世凯早年胡天胡地，不喜欢读书，而好谈兵打仗。当时吴长庆在山东做提督，他投效其麾下，由吴氏的幕僚张謇当他的老师教他文化。

1882年，朝鲜兵变时，袁世凯随吴长庆部入朝，恢复李熙的帝位。袁世凯因功官升五品，他遂觉军功比科举更容易来事，从此着眼这方面的发展。

数年后，吴长庆率一部回国，袁氏留下，协助新来的提督吴兆有。这时袁世凯开始向李鸿章打吴长庆的小报告，李、袁关系由此不断拉近。此时他为“钦差大臣会办辅鲜防务劳务处”，他把这个衔头用到极致。他拿大把钱财回国贿赂各地官僚，包括李鸿章幕僚张佩纶。因为大把撒钱，他誉满京华。

1894年，李鸿章麾下聂士成一部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入朝平乱，而日本羽翼颇丰，也派兵入朝，袁氏见李鸿章和叶志超示弱，立即回京，另觅新主，在京见到督办军务处的核心人物荣禄，大献殷勤，一拍即合。

这时张謇已中状元，袁世凯立即又投过去，提供材料检举他的恩人李鸿章。

甲午战败后，国人深受刺激，青年多有投笔从戎学军事的，出现一个弃文从武的高潮，纷纷出洋学军事。

袁世凯得知军事制度将有变更重建整修，马上请人捉刀写了一部兵书散发，且放风说外国人如何询问关切他袁世凯的近况，正在多方打听中。此系“出口转内销”的信息传递方式，造成他通悉戎机、兵学雄才的舆论氛围，遂得朝中大臣的推许。

1895年，奕■、奕劻奏请改革军制，建议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督练。他从此奠定起家的基础。

庚子之变中，东南自保得以形成，袁世凯也属功不可没。他在山东当政，对义和团始终采取严厉手段。以德州为界，义和团不得越过德州南向发展。如若越界，一律就地正法。所以东南得以从容定自保之局面。

谈到刘光第，梁启超后来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那是可歌可泣之人啊。原来他们不是故交，只因实行新政才略有接触，但每次相见，都敬其为人。当时有个叫曾廉的上书请杀康有为和梁启超，光绪帝交给谭嗣同办理，谭嗣同逐条驳斥，末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了，也提笔署名。问斩之日，刘光第的孩子哭奔菜市口，跪求监斩官以身代，叩头流血。不许。刑后抱父尸呕血痛哭，不久亦卒。

梁启超感慨道，父子壮烈，哀动鬼神！中国有这样的志士仁人而不兴，是无天理！

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实，如果策略对头，未必不兴！

严复说康、梁谋划有问题，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康、梁文人意气，极为缺乏技术性战略。轻易托付令人咋舌，结果未能利用之反为袁世凯所乘。

同盟会员何晏（何静澜），先前从戎关东，运动军队。当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家乡后叹息不止，谓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即组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与被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搏浪之椎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做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王建中《洪宪惨史》42页）。

康、梁需要何晏、袁仲德（袁瑛）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这应该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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