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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无论如何，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派定智能机器——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是智能的——替我们记住所有好的和坏的事情。米歇尔·塞尔在《教育世界》杂志的一期访谈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倘若不再需要付出记忆的努力，“我们只剩下智慧”。

艾柯？当然，在机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学习乘法表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我们的“锻炼”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你肯定知道那个美妙的科幻故事，在未来世纪里，社会上的机器人代替人类思考，庞大固埃如何发现有人还能熟记乘法表。于是，在世界处于全面电力故障的那一天，军方一致把他视为战争时代极其宝贵的天才。

还有第二个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熟记一些事情会让人具备某种优良的智识能力。我很同意，文化不在于能够准确说出拿破仑的逝世日期。然而，毫无疑问，任何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包括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都会带给我们某种知识的自觉性。

这个问题并不新颖。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把人们不愿充塞于脑中的文化保存起来，保存在“冰柜”里，在书中，我们知道在临时需要时从哪里能找到信息。因此，人类的部分记忆就寄存在书中，在这些机器里，但还必须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工具里抽取最好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

卡里埃尔？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为了使用这些诡辩式工具，这些如我们所见在加速过时的工具，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新用法和新语言，并记住它们。我们的记忆得到强烈需求，也许还是前所未有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4）

艾柯？当然。自1983年第一代电脑以来，若不是持续地更新计算机使用知识，从软盘到小格式盘，再到硬盘和如今的U盘，我们很可能已经丢失好几回局部或全部的数据。因为，如今的电脑已然无法读取那些属于计算机史前阶段的第一代磁盘。1984—1985年间，我本该将《福柯摆》的初稿保存在盘中的，如今再拼命去找，始终也没找到。当初我若是把这部小说输入电脑，稿子就还会在那里。

卡里埃尔？有些东西也许不会消失，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并加以保存的记忆。有关感知、情绪的珍贵记忆，偶尔还是虚假的记忆，情感的记忆。谁会卸除我们的这些记忆呢？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这种生态记忆必须日复一日得到练习。记忆若像一张软盘，人到五十岁都会得阿耳茨海默氏症。远离阿耳茨海默氏症或其他各种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就在于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诗。也就是做各种智力练习，甚至字谜或换位组词游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还必须背诵诗歌。但接下来的几代人越来越少这么做。很简单，熟记的过程也是在练习记忆能力和智力能力。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非要这么做不可，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恰恰要强迫自己进行这种日常练习，否则就有过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卡里埃尔？请允许我区分你所说的内容中的两种细微差别。从某种意义而言，记忆确如肌肉一般可以锻炼，想象无疑也是如此。但我们不至于变成你刚才提到的博尔赫斯的福内斯，一个记住一切，因而也就丧失遗忘的温存天赋的人。问题在于，戏剧演员背诵的文本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尽管从事这种工作，尽管一生都在做这样的练习，还是有许多戏剧演员患阿耳茨海默氏症的例子。我常常自问其中原由。在存储于电脑、看似没完没了的人工记忆的发展和阿耳茨海默氏症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就仿佛机器踩在人类之上，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无用而混乱。我对此大感吃惊，想来你也一样。这实在惊人，有些可怕，不是吗？

艾柯？当然，要区分物质载体的功能。走路让我的腿获得练习，但我有可能把腿摔断，不能走路。人脑也是一样道理。倘若人的脑袋患上某种形式的体质退化，每天背诵拉辛的十行诗显然不够。我的朋友乔治·普罗迪是罗马诺·普罗迪的哥哥，他是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但本人却死于癌症。当然他对这个话题无所不知。他曾说过：“倘若未来人类都活到一百岁，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死于癌症。”人的寿命越是延长，人的身体越是容易出毛病。我想说，阿耳茨海默氏症很有可能只是缘于人类越来越长寿这个事实。

卡里埃尔？反对，法官大人。我最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指出阿耳茨海默氏患者在年轻化。今天四十五岁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

艾柯？好呀。那我再也不背诗了，每天再喝上两瓶威士忌。多谢你给我希望。套用愚比王的话：“狗屎！”

卡里埃尔？我恰好还记得一句引文——我的记忆刚刚够用：“我还记得一个拥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记住些什么。”也就是说，我只能记住遗忘。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交流有助于区分法文中的“知识”（s*oir）和“认识”（connaissance）。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的这个任务交给机器们，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这应该就是米歇尔·塞尔那句话的涵义所在。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让我们再补充一点，倘若一场生态大灾难摧毁人类，或者人类因意外或损耗而消失，那么我们所提出并讨论的这些记忆问题将遭到虚妄和荒诞的打击。我想起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最后一句话：“换言之，一无所是。”“一无所是”（rien）是最后一个字。我们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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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过滤者的报复（1）

托纳克？我想应该再谈谈人类运用网络这一无法控制的记忆所造成的处境。如何对待这种工具，这种多样性，这些矛盾而大量的信息？

卡里埃尔？网络提供了一种未加工的信息，毫无区别，也没有核实出处、加以分级。每个人不仅要核实这些信息，还要赋予这些信息意义，也就是整理，在言论的某个特定时刻安排他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书的书写往往从爱国主义倾向出发，从偶尔是短暂的影响出发，从在此处或彼处感受得到的意识形态的选择出发。任何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不是无辜的。丹东本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们的伟人，到处可见丹东像和丹东街。后来他失宠了，被证明堕落了。阿尔贝·马蒂埃等*主义历史学家力证罗伯斯庇尔是廉洁的。于是在某些共产主义郊区有了几条罗伯斯庇尔街，在蒙特伊—苏—布瓦甚至有了一个罗伯斯庇尔地铁站。明天又会是谁？又会有什么动静？我们一无所知。为了在这个喧嚣的知识海洋靠岸，我们需要某种观点，或至少某些方向标。

艾柯？我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文化一边实行过滤，一边告诉我们哪些必须保存哪些必须遗忘。在这一点上，文化提供给我们某种共同理解地带，也包括谬误在内。我们只有从托勒密的理论出发，才能理解伽利略的天体运动理论。我们要先赞同托勒密的步骤，才能进入伽利略的步骤，同时认识到托勒密错了。我们的任何讨论只能建立在某一部百科全书的基础之上。我甚至可以向你们证明，拿破仑根本不存在——但问题在于，我们三个都已经知道他存在。这就是对话持续的保障。这种群居本能使对话、创造和自由成为可能。网络既提供一切，又正如你刚才所说，迫使我们实行过滤，不是通过文化的中介，而是通过我们各自的领头人。这样，我们从此冒着同时拥有六亿部百科全书的风险。这必然阻碍一切理解。

这有点儿科幻。总是有某些力量在促使人们信仰，也就是说，总是有被公认的权威，我们称之为国际科学团体，我们信赖它，因为它每天都能公开地审视、纠正自己的结论。正是基于对科学团体的这份信赖，我们深信不移，2的平方根是（我记不住，要在手提电脑上核实）。换言之，一个普通人需要得到数据精确性的保证吗？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科学真理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有效，因为，我们如果不分享共同的数学概念，就不可能建立一座大厦。

然而，只需略加浏览网上信息，就能找到一些群体，他们置疑一般被认为众所周知的概念。比如，地球是中空的，人类生活在地球的表面；再比如，创世在六天里完成。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有可能遇到好几种不同的知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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