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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第1页）

出乎李云龙的意外，马天生自从上次和他大吵了一架后，似乎并没记仇，每天见面还总是和颜悦色地打招呼，显得很有涵养，好像他俩之间从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相比之下，李云龙就做得差多了，他是个不会掩饰内心活动的人，心里若是不愉快，便一定要表现出来。以前的老政委孙泰安是个老好人，脾气好，没野心，凡事总顺着李云龙，还处处维护李云龙的威信，所以两人之间从没发生过争吵，彼此相安无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云龙是被孙泰安“惯”坏了。

而马天生就不同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凡属于自己分内的工作，他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有什么需要拍板的事，也绝不征求李云龙的意见，自己做主就是。他和李云龙第一次见面时曾很客气地称李云龙为老同志，希望多多帮助，听得李云龙心里还挺受用，可日子长了，李云龙发现马天生当初的话不过是客气一下罢了，他根本没什么需要李云龙“帮助”的，只是把李云龙当成一个平级干部相处，既不显得疏远，也不特别尊敬。甚至也不像开始那样称他为“李军长”，而是很随便地称“老李”。这种缺乏礼貌的行为使李云龙很不满意，总在心里嘀咕：老李？那是你叫的吗？娘的，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今也和老子平起平坐啦。这他娘的到哪儿去说理？

马天生成天忙得很，他的工作很繁琐，比如组织毛泽东思想讲用会，连队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着重培养一些基层连队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组织部队帮助农民搞春种秋收，抗旱抗洪。据基层干部反映，马政委在助民劳动中的确身先士卒，有一次竞累得昏倒在田头。他自律精神很强，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个人嗜好，除了重大场合，他平时总穿着一身补着补钉的旧军装。他调来的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在战士们眼里，他像个和蔼可亲的连队指导员，和战士们促膝谈心，嘘寒问暖，亲自把病号饭端到生病战士的床前，感动得那个战士流着泪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士曾接到家里的来信，声称接到了汇款，家庭困难已解决，希望安心服役云云。那些家庭受到帮助的战士都认为，汇款人很可能是下来蹲点的马政委所为。因为只有马政委和他们谈过心，询问过家庭情况。还有一些夜里上岗的战士，都见过马政委屋子里到深夜还亮着灯光，有好事者扒着窗沿探望过，见马政委正捧着毛主席著作在聚精会神地读着。

郑秘书有一次去马天生家送文件，回来后告诉李云龙，马政委家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件公家配发的家具外，几乎什么也没有，连床上的被褥都是有补钉的，可他有很多书籍，郑波扫了一眼，只记住几本，有《自然辩证法》，有《一八七一公社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有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书名没看清。郑波是这样评价的：“看得出来，马政委是个理论型的干部，文化水平很高，从藏书上能看出来，我以前也去过老政委孙泰安家，孙政委没有藏书，除了‘四卷’，只有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水平上看，这两个政委是没法比的。”李云龙听着不大入耳，便阴沉着脸道：“郑秘书，我是不是该和干部部打个招呼，调你去马政委那里工作呀？”此话一出口，郑波就住了嘴，从此再也不提马政委的藏书和理论水平了。

除夕那天，马天生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做政治动员，提出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在一旁插嘴道：“同志们要正确理解马政委的意思，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就是艰苦朴素，不许吃好的，你七碟八碗，大鱼大肉，那还能革命吗？告诉你们，修正主义就是这么出的，成天吃他娘的土豆烧牛肉，能不修吗？所以，今年的春节要突出政治，要亿苦思甜，大鱼大肉你们就别想了，各师团要以连队为单位吃忆苦饭，请老贫农、老工人来忆苦，来倒倒苦水，昭，还有件事，各单位的政工干部要严格把关，老贫农、老工人没文化，说着说着脑子就容易糊涂，我听说上次炮团开忆苦会就出了问题，忆了半天硬是忆到六○年去了。这像话吗？幸亏是没文化的老贫农，要是从有文化的马政委嘴里说出来，那还不成了反革命？同志们别笑，这有什么好笑的？针尖大不大？要是放在政治上，就比他娘的磨盘还重，你们还别不信，打个比方说，也许你是个好人，可平常得罪过人，有人恨你，就老琢磨你，可你小子又不长眼，说话不注意，惹出政治上的麻烦，人家不揪你小辫子揪谁？谁让你不长眼？这反革命你不当谁当？要真到了这步田地，我这个当军长的也救不了你。你是活该。好啦，我就说这些，马政委还有什么要说的？”

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有什么说的？不是都让你说了吗？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吃忆苦饭的形式很好，大家要通过这种形式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能通过忆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好，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留下，别的人都快点儿退。”马天生坐着没动，冷眼注视着李云龙，想看看他还要干什么。

“大家都往一块儿坐坐，别坐那么散，鲁副主任，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话拿到桌面上说，咱这里暂时还没出现阶级敌人，用不着成天琢磨……”李云龙没好气地招呼道。军官们都笑了起来，政治部副主任鲁山涨红了脸申辩道：“军长，我正问忆苦饭的做法呢，没琢磨人……”“你就是琢磨也没关系，你们政治部不就是干这工作的吗？不说这些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亿苦饭，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饭后要组织学习，学‘老三篇’，革命化的春节嘛，就得这么过，谁也别想弄上两口忆苦饭就回家吃鱼吃肉，这是欺骗组织，门儿也没有。大家不是都配了对儿吗？笑什么？‘一帮一、一对红’，不是配对儿是什么？别净往歪处想，学习时以对儿为单位，先进的帮落后的，一块儿红起来，不能让落后的把先进的拉下水，成了一个水平，那叫‘爷儿俩比鸡巴——一个鸟样’。”

军官们大笑起来，他们早听惯了军长的粗话，都觉得很生动，一点也不枯燥，只有马天生和鲁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既然大家都配了对儿，我也不能例外，也要配对儿，找谁配呢？看来只能找马政委了……”下面又是哄堂大笑。因为这种结对子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般都是先进的主动找落后的结对于，军长显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的，而政委却成了落后分子，在这些军官看来，军长和政委才真是“一个鸟样”，谁帮谁呀。马天生没想到李云龙会主动找他结对子，他知道李云龙对自己很有些看法，马天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人个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以至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马天生调来时间不长，根基尚浅，还是很愿意和李云龙缓和一下矛盾。

他站起来很诚恳地说：“我愿意和李军长结对子，希望得到李军长帮助，共同进步。”李云龙见马天生同意了，便拍板道：“好，这件事算定了，忆苦饭由我来安排。大家准备好‘老三篇’，学它个通宵，大家有不同意见没有？”“没有！”大家齐声道。心说有意见又怎么样？谁敢说不愿过“革命化的春节”？

李云龙找到军部食堂的炊事班长，问道：“会做忆苦饭吗？”“报告军长，那东西好做，弄点麸子，再切点白菜帮子放在一起蒸一下就行了。”“吃这么好的东西还忆个啥苦？旧社会穷人到了灾年能吃上麸子就饿不死啦，不行，你给老子想想，观音土有吗？”“哎哟，这可没地方找去。”“对了，你小子是什么出身？”炊事班长挺起胸道：“雇农，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那你家灾年时都吃过啥？”“听俺爹说，吃过野菜、榆树钱儿，还吃过树皮，对了，军长，你们长征过草地时不是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草您是行家呀，您选几样草，俺那儿还有双破皮鞋呢，把它剁巴剁巴给煮了不就行了。”李云龙往院子里一指：“那都是什么植物？就吃它吧。”炊事班长伸出脖子看了一下，倒吸一口凉气：“老天，那是做麻袋的麻秆，还有向日葵秆和辣根草，还不是新鲜的，都干透了。军长，您不是开玩笑吧，那能吃吗？”“谁说不能吃？你小子不是问我过草地时都吃什么吗？告诉你，就吃这个。就这么办，弄点麻秆、向日葵秆、辣根草剁碎了，再弄点稻壳，加上你那双皮鞋煮它一锅。”李云龙一锤定音。“可是……军长，这成吗？那稻壳根本煮不烂，肯定拉嗓子，还有辣根草，又苦又涩，吃下去还窜稀，还有那麻袋……不，是麻秆……反正今晚要靠这个过年，俺非挨骂不可。”炊事班长惶恐地说。

“你咋不开窍呢？这不是忆苦吗？吃大色大肉能亿苦吗？你们家在旧社会难道净吃大鱼大肉？”“听俺爹说，他给地主扛活赶上麦收时，馒头、肉管够，有时还给酒喝呢。”“胡说！我看你小子在美化地主，小心老子组织人批斗你，快去，就这么做。”炊事班长执行命令还真不含糊，他做的“忆苦饭”比李云龙想象的还要糟糕。除夕之夜，老贫农在台上涕泪交流地诉苦时，李云龙打了个盹，没听见说什么。直到大家按忆苦会惯有的程序唱起“忆苦歌”时才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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