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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1865年11月，菲尔德探长派大个子探员黑彻利来告诉我，狄更斯的“病人”爱伦·特南6月在火车事故中受的伤已经大致复原，既能出席她未来姐夫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哥哥举办的舞会，更能在舞会中翩翩起舞。

她的发上别着鲜红天竺葵。

到了那年的圣诞节，菲尔德探长屡屡埋怨我，他说他提供给我的信息远多于我给他的。虽然那年秋天狄更斯在车祸事故后的缓慢恢复期当中数度邀请我到盖德山庄做客，我跟他也多次在城里用餐或参加各项活动，但我们并没有再认真讨论过祖德这个话题。仿佛狄更斯不知怎的知道我和诡计多端的菲尔德探长订立了背叛他的盟约。只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还继续邀请我到他家、继续写信来闲聊生活大小事，还跟我在伦敦某些我们最喜欢的地方共进晚餐？

总而言之，菲尔德探长听我一五一十转述狄更斯跟祖德见面的情景之后的隔周，就告诉我狄更斯骗了我。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上就没有狄更斯告诉我的那些地下河支流的存在；没有通往另一条河流的隧道；没有数以百计的穷人被赶到地底下之后的栖息地；在这条无人知晓的地底尼罗河岸也没有埃及神庙。若非狄更斯为了隐瞒前往祖德巢穴的路线而骗了我，就是他一手捏造了全部经过。

菲尔德探长很不高兴。显然他带着手下花了几小时甚至几天，不眠不休地在底下搜索那些墓室、壁龛和下水道……却一无所获。他总是在我们偶尔碰面的低迷气氛中告诉我，这样下去他永远逮不到祖德，直到老死都讨好不了他在伦敦警察厅那些老长官，他的退休金和昔日声名也都恢复无望。

尽管如此，那年冬天菲尔德探长仍然继续提供我消息。秋天那段时间狄更斯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朋友》之后，一面欣赏它在《一年四季》的最后几章连载，一面租下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索斯威克街6号。这没什么奇怪的，两年前他就曾经在这栋房子的街角租过一栋类似的屋子，方便他在伦敦参与各项社交活动，而靠近海德公园这栋新房子主要是方便他女儿玛丽进城跟朋友聚会时使用。其实这种机会寥寥无几，因为当时伦敦社交圈似乎都想避开凯蒂和玛丽这两姐妹。

所以在海德公园附近租个房子一点儿都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诚如几星期后菲尔德探长对我眨眨眼，用他的肥手指摸摸鼻子明示暗示时所说，狄更斯在斯劳镇租的两栋小房子就可疑得多：其中一栋是在镇上闹市区的伊丽莎白别墅，另一栋则在四百米外的教堂街上。当时由于圣诞节脚步接近，所以我是一段时间后才听说这件事的。后来菲尔德探长还告诉我，狄更斯是以崔林翰这个姓氏承租这两处住宅的：租伊丽莎白别墅的是查尔斯·崔林翰；租教堂街上那栋的叫作约翰·崔林翰。

后来菲尔德探长又告诉我，有一段时间教堂街那栋房子一直空着，后来有位特南太太带着她女儿爱伦入住。

“我们想不通狄更斯为什么用崔林翰这个姓氏。”新年过后我跟菲尔德探长一起走在我住家附近的多赛特广场周边时他说道，“这看起来不是什么重要线索，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可是干我们这一行，如果能够了解某人做龌龊事为什么选择某个化名，这对案情总是有帮助。”

我假装没听见“龌龊事”这个词，只说：“我跟狄更斯一起办的杂志《一年四季》办公室附近的威灵顿街上有一间烟草店，店老板跟我和狄更斯都很熟，名叫玛莉·崔林翰。”

“哦。”菲尔德探长应了一声。

“不过我不认为他的化名从那里来。”我补了一句。

“不是吗？”

“不是，”我说，“探长，你知不知道托马斯·胡德1839年发表的一篇故事？”

“应该不知道。”菲尔德有点儿恼怒。

“是关于小镇闲言闲语的故事，”我说，“里面有一首小诗……”

“在多嘴多舌的小镇崔林翰

听尽口耳相传的飞短流长……”

“哦……”菲尔德探长又应了一声，只是这回似乎带着更多信服，“嗯，狄更斯先生，或者崔林翰先生，随他高兴……大费周章地隐匿他在斯劳的行踪。”

“怎么说？”我问。

“他给朋友的信件里签署的地名是伊顿，还跟朋友说他只是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菲尔德探长说，“而且他从斯劳横越偏僻田野，走几公里路到伊顿火车站，一副他希望被人看见的样子——如果有人看见的话——他在伊顿等待回伦敦的火车，而不是在斯劳。”

我停下脚步转头问菲尔德：“探长，你怎么知道狄更斯先生在私人信函里跟朋友说了什么？莫非你偷拆别人信件，或盘问他朋友？”

菲尔德探长笑而不答。

亲爱的读者，这些都是1866年春天才会发生的事，现在我必须回到1865年那个怪异得叫人难忘的圣诞节。

狄更斯邀请我到盖德山庄过圣诞节，还在信里建议我住到新年假期结束，我一口答应。“管家和管家的妈妈应该能谅解。”他在邀请信里以他一贯的戏谑风格称呼哈丽叶（随着她年纪渐长，我们渐渐改口喊她凯莉）和她妈妈卡罗琳。我不知道卡罗琳和凯莉是不是真的能谅解，会不会埋怨我那个星期不在家，反正我不在乎。

我搭火车往查塔姆镇的短短旅程中，手里拿着《一年四季》的圣诞节特刊。这本杂志我也写了文章，里面还登载了狄更斯的圣诞故事《街头小贩》。我思索着狄更斯近期作品里那种百转千折的布局。

我就从狄更斯的最新作品说起。

或许只有小说家（或者像亲爱的读者你这样的未来世界文学评论家）才能读出另一名小说家字里行间隐藏的信息。

《街头小贩》既是狄更斯这篇小故事的书名兼人物，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常见的名词，指的是那些穿街走巷兜售廉价物品的销售员。这篇故事描写有个男人妻子离开他，唯一的孩子也死了，而他基于职业的缘故，必须在世人面前隐藏内心的情感。狄更斯描绘的这个角色可说是“街头小贩之王”，碰巧对一名有着“姣好面孔和亮丽秀发”的少女产生了父亲般的怜爱。难道这是狄更斯自己拐弯抹角的写照吗？那个年轻女孩就是爱伦·特南吗？

当然，狄更斯毕竟是狄更斯，那个面容姣好秀发亮丽的女孩碰巧又聋又哑。狄更斯的圣诞故事怎么可以少了凄楚与滥情？

“看见站在垫脚箱上的我们，”街头小贩在观众面前聊起他自己的经历，“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全部财产交换我们的角色。看见走下垫脚箱的我们，你宁可花更多钱来取消交换协议。”

狄更斯是在向我们透露他看似风光的公众人物生活，与远离众人目光后那份黯然神伤和蚀骨寂寞之间判若天渊的差距吗？

还有就是他的大部头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跟《街头小贩》一样在9月写成，刚在我们的《一年四季》连载十九章完毕。

也许真的需要另一个专业作家才能看出《我们共同的朋友》是一本多么复杂、多么危险的小说。过去一年来我在我们的杂志上分章阅读；我听过狄更斯对一小群观众大声朗读其中几个段落；我读过那本书的一部分手稿；杂志刊出最后一章以后，我又把整本书读了一遍。实在令人赞叹。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觉得我对狄更斯的憎恨纯粹出于嫉妒。

亲爱的读者，我不了解你们那个时代的情况，可是在我们这个即将走完三分之二的19世纪，那些所谓的“严谨读者”的眼睛、心灵与判断力的偏好已经从喜剧转为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比他那些出色的喜剧更常在舞台上搬演，而且受到更严肃的评价与讨论。在经典名作的这份屈指可数的名单里，那些包含历久不衰且耐人寻味的幽默感的作品，比如乔叟与塞万提斯，已经被更严肃的古典或当代悲剧及史书取代。亲爱的读者，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等到一个多世纪后你读到这份手稿时，喜剧这种艺术与它的鉴赏想必已经消失在历史洪流里。

不过这只是品位问题。多年来——至今已经几十年——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愈来愈黑暗，也愈来愈严肃。故事主题左右小说布局，导致所有角色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完美（太过完美）套进故事的整体架构，很像图书馆的目录卡整齐地存放在适当的抽屉里。我并不是说狄更斯近年来那些严肃作品里没有幽默感可言。我不认为狄更斯写得出毫无幽默感的作品，正如他没办法在葬礼上保持绝对严肃一样，在这方面他真的欠缺自制力。只是，随着他渐渐抛弃《匹克威克外传》那种让他成为“天下无双的博兹”、结构略嫌松散的歌颂生命的作品，而社会批判与讽世喻俗——他个人最重视的议题——渐渐成为他作品的核心，他的主题也愈来愈严肃。

然而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写出了密密麻麻超过八百页耐人寻味的喜剧小说，竟然没有——在我的观察里——出现半点疏漏。

这简直不可思议，也让我的关节发疼，双眼热辣辣地痛苦不堪。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里，狄更斯抛弃了《小杜丽》《荒凉山庄》和《雾都孤儿》里那种崇高的中心思想，个人与社会观点几乎完全隐藏在文字与细腻度底下，手法之高超近乎完美。真的接近完美。书中角色的复杂度远远超越他之前任何作品。事实上，狄更斯似乎召回了他过去笔下的许多人物，本着一种新发展的成熟度与新开发的宽容，重新诠释他们。于是《荒凉山庄》里那个坏心地的律师塔金霍恩以年轻律师莫提摩·莱特伍的面貌重新登场，并做到了塔金霍恩绝不可能办到的自我救赎。《尼古拉斯·尼克贝》里卑鄙的拉尔夫·尼克贝重生为恶人弗列比，却没有像尼克贝一样逃过惩罚（事实上，弗列比惨遭书中另一个恶人阿弗德·雷莫痛打，这是狄更斯写过的小说里最经典的一幕）。同样地，诺迪·鲍芬就是没让自己变成守财奴的《圣诞颂歌》里的斯克鲁奇。老犹太人瑞亚先生弥补了《雾都孤儿》里那个偶尔受抨击（特别是犹太人）的费金的罪愆，因为他没有变成铁石心肠的放债人，只是一名基督教徒高利贷业者良心不安的手下；波茨纳普则是——他是约翰·福斯特的惊人翻版，但尽管惊人神似，却十分巧妙，以至于福斯特自始至终都没发现，但他身边的人全都看出来了——波茨纳普就是……波茨纳普，是骄傲自满、鼠目寸光的典型，也不妨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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