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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重负（第1页）

（一）

（K对弗丽达说，）“有过那么一些时候，就是你扭头不看我而沉湎在幻想中，憧憬着一些半明半暗、隐隐约约的前景，多么可怜的姑娘呵，只要在你目力所及之处站上一些合适的人，你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俘虏，你就会误认为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些幽灵、陈年的记忆，那些实际上已经逝去、在记忆中越来越模糊的往昔生活，——误以为这一切都是你现在的、真实的生活。”[1]

身上洋溢着纯洁的童年记忆的助手们从城堡里走下来，走进K和弗丽达的生活，伴随他们俩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K为什么一定要摆脱这两个人？为什么自始至终抑制不住对他们的厌恶？因为鄙视，也因为内心不可告人的惭愧和自卑。在村庄的这些日子里，K竭尽全力玩了一场甩掉自己的影子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明白底细的弗丽达一直在劝导他，安慰他，并且在最后，当K终于大功告成时，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K摆脱了助手，这种摆脱的结果却是他最没有料到的：弗丽达离开了他，其中一位助手占据了他的位置。

从一开始，K就注定要在游戏中失败。这两个其貌不扬，碍手碍脚的家伙竟然是由克拉姆派来监视K的表现的，虽然这一点无法证实，只是由弗丽达凭直觉感到。K必须用超级的忍耐力来容忍他们，才有可能同城堡保持联系。在K幻想的他与克拉姆对弗丽达的争夺中，克拉姆之所以胜券在握，助手们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K的体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这两个助手，不分日夜，不知疲倦地骚扰着K，比臭虫还难以忍受。当然如果K不是这样敏感，受到骚扰的程度就要小得多。他无法坦然面对助手们的窥视，尤其是在与弗丽达亲热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坦然面对，难道他心里有鬼吗？是啊，K心里的鬼太多了，内心的惭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的行动，使他寸步难行，与这两个助手的关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心里想的是圈住弗丽达，好与克拉姆讨价还价，在进行房事的时刻还有什么坦然可言呢？当然最好是关起门熄了灯来进行，就像他和弗丽达的第一夜那样。可是只要这两个助手在眼前，就会唤起K的记忆，那记忆像照妖镜一样直逼着K，让他显出原形，使他发疯。K为了保护自己，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赶走助手。

弗丽达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她一直深受着另一种记忆的折磨。她从酒吧间那高高的位置走下来，下到底层，与K-道来在人间体验普通人的生活，这可是件两难的事。她的初衷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体验，而是因为她在那个位置上已待得太久了，必须有点什么新鲜事发生作为契机来巩固她的地位。可她又想全心来体验。她曾告诉K说，她想与他一起到外国去（当然是一时冲动之下的夸大）；她担心的不是她会失去克拉姆，而是失去K，因为克拉姆太多了，她满脑子全是克拉姆；她想要与K去过一种普通的生活，整个地得到K，平静地生活在K身边，而不是失去他。当她告诉K这些时，K却别有用心地问她克拉姆是否与她还一直有联系，这一问又把她拉回了她当下的处境，使她记起自己是属于克拉姆的，因为这，她永远不可能完全得到K，同时她也确实盼望，“永永远远，永不中断，永无尽头地”同K厮守在一起。可是当“克拉姆的特派员”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提醒她关于城堡山坡上那令人神往的童年生活，不断哀求她不要在底层陷得太深时，她又怎能尽兴地享受人间的快乐？所以她对K的爱总是显得那样神经质，那样心不在焉，敷衍了事。关于克拉姆的记忆压迫着她，挣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也不是她所愿意的，唯一的出路是使自身的实体消失，在半明半暗的模糊里融解。最后她就这样做了，带着爱恋和惋惜的心情向K告别了，助手们不过是她的一个借口而已。当K去了巴纳巴斯家的姑娘们那里时，弗丽达利用助手向K发起进攻，使她和K最后还体验了一次人间最普遍的情感——嫉妒。我们看到，在弗丽达与K的关系中，两人都是心怀鬼胎，要通过对方来寻求某种东西，来达到某种目的；他们的真情实意正是在这种寻求、这种图谋中得到实现。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采取卑鄙的手段，我们却不能因为他们采用了某种手段就说他们没有真情实意。这世界早已成为巨大的垃圾场，真情实意只能在卑鄙中实现，而一个来自底层的“人”，要与城堡靠近，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手段。他们之间这段短暂的关系，的确是像K实事求是地描述的那样，是“你迎着我，我迎着你，我们两心相合，两人都忘掉了自己”。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确实是各自心怀鬼胎的。一切做过了的全是卑劣的，似乎不堪回首，只有远方的目标令人肃然起敬。为了这想象中的目标，K与弗丽达必须原谅过程中的所有卑鄙之处。至于老板娘，她只是要让她的两个学生看清过程中的卑鄙，给他们设置一些障碍，在她内心，这一切早就得到了原谅。这又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个例子，即小男孩汉斯的例子。汉斯的母亲苍白、虚弱，是“从城堡里来的女人”。汉斯将自己看作母亲的保护人，母亲是他的偶像，决不能让任何人玷污。他不仅要保护她使她不受粗俗的父亲的伤害——他就是为这个来找K的——而且决不容许K去骚扰她。在他看来，任何人对于母亲都是一种骚扰。K在与汉斯交谈中弄清了他家的情况，于是利用汉斯对母亲的爱，竭力挑拨，以达到自己与她接近，从而探听关于城堡的事的目的。在这个例子中，K同样可以说是具备了与那位苍白的夫人“你迎着我，我迎着你”的可能性，他就是为了这个追求来欺骗小男孩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K与女人们的这种关系呢？只要长久凝视、面对它们就可以了。

K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认出两名助手的真实面貌，这种辨认是最难最难的。他们两人与他离得那么近，深深地介入了他的日常生活，处处用可厌的行动来骚扰他、戏弄他，使得他火冒三丈。这样的两个人，叫他如何认得出？就是认出了，他也无法心平气和地容忍他们的折磨，他毕竟不是弗丽达，只是暂居村庄的外乡人，他生来缺乏弗丽达那种宽广的胸怀，也缺乏她的冷静的判断力。而弗丽达，一开始就从这两个神秘人物身上注意到了不同的东西，他们单纯、炯炯有神的眼睛使她想起克拉姆的眼睛，她感到克拉姆通过他们的眼睛在凝视她。所以她才怀着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注视他们所干的那些蠢事，认为这两个人是她与K的共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同时她也知道K与这两个人势不两立，K这种感觉是无法用道理去说服的，只能靠她的周旋来维系这种四个人的大家庭。这种周旋把她弄得心力憔悴。最后，她和K的同居生活完结，这种生活在半明半暗的模糊中化为了新的记忆；而K，又从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那地方又会有新的助手，也许以另外的面貌出现。K也许仍会感到惊异？也许多了一份从容？

弗丽达始终用依恋、怜悯的态度对待两个助手，这两个装扮成土地测量员的助手的幼稚的“孩子”，实际上也是弗丽达的助手。他们与K十分隔膜，却与弗丽达心心相印。他们是弗丽达本人孩童时代与城堡有关的记忆。这种记忆是K所无法斩断的，它笼罩了他与弗丽达的整个关系，他们一直在这种记忆的阴影里生活。K最后的成功摆脱不过是终极意义上的失败。弗丽达因此说：

“这世界上没有一块净土让我们在那里不受干扰地相爱，村里没有，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所以我向往着一座坟墓，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我们俩像被钳子夹住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把脸紧贴着你，你也把脸紧贴着我，谁也再看不到我们。”[2]

可是她一睁眼就看见了孩子气的助手，他们正合着双手向她哀求。在K的眼里，这两个家伙时刻提醒着他反思自己行为的见不得人之处。一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全都被这两个幼稚得无法忍受的家伙看在眼里。这些过去了的事变成记忆的沉渣，留在K身上，使K不停地产生要摆脱这些沉渣的冲动。这一冲动就是K与弗丽达关系中的弱点，高居城堡的克拉姆深知K的这个弱点，特地派了两个助手来离间他们，最后终于成功。弗丽达与K同居期间等于是她同K加上助手四个人同居，她一点也不觉得别扭，把这当成事实接受下来，任凭他们入侵她的生活，这是因为她心底很快就将这两个人看作了自己的一部分。K显然不明白这一点，他的一意孤行到后来终于变成胆大妄为，粗暴地践踏了两个助手，并且自己摆脱了他们。这一来，他也失去了与克拉姆讨价还价的资本弗丽达。他没有估计到当初克拉姆将弗丽达给了他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一定要搭上两个助手。他粗心莽撞，忽视了关键所在。摆脱了助手便是摆脱了克拉姆的钳制，记忆的魔圈不再起作用，好戏唱完了。

（二）

K从来没有在别处见过公务和生活像此地这样完全交织在一起，它们是如此纵横交错、密不可分，以致他有时会觉得公务和生活似乎互换了位置。例如，克拉姆对于K的公职所拥有的到目前仅仅有名无实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中拥有的实实在在的权力相比，究竟有多大份量？[3]

在村长家中，K又一次领教了城堡的真正权利。这种权力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一系列曲里拐弯的复杂行使过程，这过程被记录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翻也翻不出来，谁也不会去过问。然而过程本身却是不可逆转的，正是这种昔日的权力行使过程导致了K今日身分的无法确定。K竭力抗争，想要扭转现状的发展方向，村长却用他那冗长、繁琐而又清晰的叙述，将真实情况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为的是打消他脑子里一切可能有的幻想，指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过一种异乡陌路的忧郁生活，永远不可能出人头地，现状也不会有任何改善，而且还得小心翼翼，避开危险。在这里权力是通过记忆积累的形式来巩固的，K处在它的淫威之下，他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他唯一可行的事就是屈服。在气愤之下他也说到他是被“诱骗”到此地来的，他这话并不是出自真心，村长也完全不赞成他的过激言论。

困难之处还在于这种权力是无形的，有关它的文件记录找不到，就连克拉姆的信也是以私人身分写给K的。但如果K以为可以不去管它，可就寸步难行了；它每时每刻干预着K的私人生活，K对它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克拉姆这只高处的鹰，单凭它那锐利凶狠的眼光牢牢地将K控制在它的权力范围之内。在这种控制之下，K是否就可以无所事事，消极怠工了呢？不但不行，相反，他还得自力更生，朝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才是克拉姆所要求的。他在那封私人信件中曾暗示道、他所关心的，只是对K的工作能够满意。他既没有对K的身分加以肯定也没有否定，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也是含糊不清的，然而还要K在工作上使他满意。他将一切答案全留给了K自己。K必须自己去证实自己的身分，自己去弄清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根据这封信，K唯一可找的人是上司村长。这封信曾激起过K无限的希望和遐想，他以为只要找到村长，他受聘的事就有眉目了。他被障碍蒙住眼睛，完全没有读懂克拉姆的信。虽然村长再明白不过地向他作了解释，他仍然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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