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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人知道约瑟夫·梅兰长什么样，四个负责接待的人打算等火车一到站，就请站长广播，然后再举着写着梅兰名字的牌子……但是，这些接待方式中没有一个看起来能够与他政府内阁专员的地位相配。

于是，他们选择一起站在站台，在靠近出口的地方守候，因为，事实上，在夏齐埃-马尔蒙站下车的人不是很多，总共也就三十来个，如果有来自巴黎的公务员，一眼就看得出来。

然而，他们却没看见他。

首先，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并没有三十个，只有十个不到，他们中，没有一个像政府的专员。当最后一个乘客走出车门，车厢变得空荡荡一片，四个人面面相觑；军士图尼耶后脚跟在地上磕了磕，夏齐埃-马尔蒙市政府的官员保罗·沙博尔大声地擤了擤鼻涕，法国全国退伍军人协会罗兰·施耐德——死亡士兵家属代表，叹了一口长长的气，克制住不让自己发怒。所有人都走了出去。

迪普雷只管接收部级特派员要来的信息；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准备这次来访，比他花在他们公司其他六个工地的时间还多，害他东跑西颠，结果却被放了鸽子。真够让人泄气的。一出来，四个人就直接走向轿车。

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一样的。内阁专员竟然没有来，他们都感到很失落……不过也还有一些宽慰。因为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当然迎接到访的工作是精心准备好了的，但是视察工作就是视察工作，那些事情说变就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自从中国工人在唐皮耶墓园出了事，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就忙得不可开交，心情也非常不好。迪普雷一直跟在他身后，听着他的吩咐，不敢反驳。他应该动作更快一点，雇用更少的员工，只要没人发现就钻各种空子。自从雇佣迪普雷以来，普拉代勒就承诺给他涨工资，可是这件事一直没有落实。相反，他会常说：“迪普雷，我能信任你吧？”

“部长大人至少也应该来个电报通知一下啊！”保罗·沙博尔抱怨道。

他摇了摇头，心想：把我们都当什么了？我们都是为共和国奉献的人，至少也应该提前通知一下才对。

然后，他们离开了火车站。正准备上车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低沉又嘶哑的嗓音：

“你们是公墓的人吗？”

这是一个有些年老的男人，脑袋很小，身体却很大，看起来空荡荡的，就像是被吃过的家禽的骨架。他的上肢很长，脸色红润，额头很窄，短发搭下来，差不多低到和眉毛连在了一起，脸上一副忧伤的神情。要补充说明的是，他的穿着像个十足的傻瓜，尽管天气很冷，他那身过时的战前男士礼服仍然敞开着，里面还有一件栗色的天鹅绒夹克，衣服上面沾满了墨渍，仅剩的两颗扣子还掉了一颗。身下的灰色长裤没有任何样式，最为特别的，就是那双巨大的鞋，尺寸大得夸张，大到几乎像《圣经》里的鞋。

四个人看得都说不出话来。

吕西安·迪普雷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向前迈了一步，伸出手，问道：

“你是梅兰先生吗？”

内阁专员的舌头抵着牙龈，发出很小的声音，就像是为了剔出牙缝里的食物一样，嗤的一声。得花点时间来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事实上，那不过只是弄假牙的动作，一个足以令人恼火的习惯性动作；去公墓的路上，他一直在这样做，不免让人想给他一根牙签。从他的旧衣服、又大又脏的鞋以及整个面容中能预感到，而且从火车站一出发就可以确定：这个男人闻起来不太好。

在路上，罗兰·施耐德正好可以大刀阔斧地评论他们现在正在穿越的地区，全都是些关于军事地理战略的理论。就像没有听到一样，话才到一半，约瑟夫·梅兰就打断了他，问道：

“中午……我们可以吃鸡肉吗？”

他的话中带着一些鼻音，还有些不客气的味道。

1916年，凡尔登战役开始了，十个月里死了三十万人，夏齐埃-马尔蒙离前线不远，战时还有路可以通，离战地医院也很近，于是成了埋葬死亡士兵的理想之地。不断变化的军事驻扎地以及战略上的风云巨变使这里好些地方数次陷入混乱，在这四面广阔的土地上埋着超过两千具尸体，然而，没有人真正了解具体的死亡人数，甚至还有人说五千，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纪录。这些临时的墓地使得档案记录、设计方案、清单统计建立起来，但是，在这十个月里有一千五百万或者两千万的炸弹掉到你的脚下，有时候，每三秒就有一个炸弹掉下来，处于这种悲惨可怕的环境下，还要埋葬比预计两百倍以上的士兵，这些档案记录、设计方案和文件的价值就显得有限了。

国家决定在达尔梅维尔建立一个大型的公墓，以缓解附近墓地的压力，尤其是夏齐埃-马尔蒙。由于不知道要挖掘、运送和重新在公墓里安葬多少具尸体，所以很难去制定一个合同。政府选择了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

这是一笔双方都满意的买卖，没有竞争，普拉代勒获得了最后的竞标。他计算过，要是人数达到两千的话，那么赚的钱就可以用来支付修理萨勒维耶的马厩一半的钱了。

如果有三千五的话，就可以修复整个马厩。

要是超过四千，他还可以翻修鸽棚。

为了讨好老板，迪普雷带了二十来个塞内加尔工人到夏齐埃-马尔蒙，普拉代勒上尉（迪普雷仍然这样称呼他，已经是一种习惯）当场就决定雇用这一小群额外的工人。

工地开动了起来，在士兵家属的要求下，工人们开始了挖掘工作，确保能找到那些死亡士兵的尸体。

全部家属都在夏齐埃-马尔蒙下了车，行进的队伍中哭泣声、呻吟声不断，惊惶不安的小孩和弯腰驼背的年迈父母平稳地走在排成直线的木板上，以避开满地的泥浆；十分不凑巧地，在这一年的这个时期里，天一直都在下雨。然而，这也有好处，在倾盆大雨中，挖掘工作变得很快，没有人能够真正坚持很久。为求慎重起见，原本议定将这份工作托付给法国工人，因为如果是由塞内加尔人负责的话，某些家庭会相当震惊：工人们会不会将挖掘他们儿子的工作看成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到底应不应该信任这些黑人呢？在到达公墓的同时，他们远远地看到，全身湿透了的黑人正在铲开泥土，转移货箱，小孩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那里看。

家属的队伍在那里停留了很久。

每一天，普拉代勒都要打电话询问情况：

“好吧，迪普雷，这些破事儿就要完成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接着，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开始了，那就是挖掘出其他士兵的尸体，运送到达尔梅维尔军事公墓。

这项工作不简单。尸体已经按照规定编号分类，这不存在问题，因为刻有士兵名字的十字架仍然在制作中，而且还有其他的一批人还需要确定。

靠着找到的军人身份确认牌，许多士兵已经被安葬好，但是并不是全部，还远着呢；往往，从他们身上或者口袋里发现的物件来对他们真正的身份进行调查，然后将尸体放到一边，排好编号，等着最后的结果，人们会找到所有的东西，有时候想要挖的地方太多，就只能找到很少的东西……于是，就只能刻下“无名士兵”。

工地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工人们已经挖出了将近四百具尸体。满满一车又一车的木棺被运送到目的地，一组四人的团队负责转载和固定，另外一组人将木棺抬到墓地附近，然后转移到货车上，再运送到达尔梅维尔公墓，在那儿，普拉代勒公司的人就可以着手埋葬的工作。他们中的两个人负责汇编、记录和统计。

内阁专员约瑟夫·梅兰走进了公墓，他就像是带领一个迎神队伍的圣人。当走过水坑时，他的那双巨大的鞋溅起了不少泥水。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他拿着一个很旧的皮包。尽管皮包里塞满了各种文件，但是它看起来就像一张纸，快要从他的长手臂的边缘飞出去。

他停下了脚步。在他身后，迎神队伍也停了下来，大家都有些担心。他看了很久周围的环境。

一股尸体腐烂后呛人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公墓的上空，直接向你扑过来，就像一朵被风吹过的云，混合了一种刚从土里挖出来的木棺的味道，又或是一种物品在长时间放置后的味道，必须立马当场烧掉。天空的云层压得很低，天气十分阴沉，到处都是正在转移的木棺和正弯着腰在挖土的人。两辆卡车的发动机一直运作着，这时，工人们用尽全力徒手从下面拉起木棺。梅兰动着假牙，牙齿嗤嗤作响，看过去，还有两片起皱的厚嘴唇。

这就是他现在所处的状况。

作为政府职员近四十年的他，现在正面临着退休，因此，政府便派他来公墓巡视。

梅兰接连为移民地部、总军需部、商务部副秘书长办公室、工业产业部门、邮电部邮政总局、农业与粮食部工作过，三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三十七年都被丢到全国各地去，错过了一切，他被曾经所有的职业一一打败。梅兰也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一年到头都沉默寡言，还有一点儿爱卖弄学问，不仅傲慢，脾气也很坏，要和他开玩笑的话……在他那傲慢的态度和狭小的气量下，这个长得丑陋，令人讨厌的男人不断助长着同事的恶意，同僚们向上司打小报告报复他。一上任，他就立马有了一个任务，接着，大家开始厌烦他，因为很快就发现他太滑稽可笑，令人不舒服。他思想过时，行为守旧。最后，人们就会在背后嘲笑他，给他取一些绰号，开他的玩笑，他无法逃避这一切。然而，他从来没有犯过错，他在管理方面还有很好的业绩，到现在他也还继续更新着这份功绩，他总是不停歇地、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高明的行为，为这个悲惨的职业辩护，为不求回报的大公无私找借口，被人瞧不起也心甘情愿。他从某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位的过渡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恶作剧。想必他每次都挥动手杖，声音洪亮、愤怒呵斥，准备和整个世界大干一架，他实在让人感到害怕，特别是对女人来说。现在，女人都不敢再靠近他，她们想要的是能陪伴的人，这个男人是不可能的。要怎么解释呢，老实说，这个男人看起来一无是处，相当令人讨厌。没有任何地方愿意留下他。在他的生命中，只有很短的一段发光时期，那就是和弗朗辛的相遇，那一天是7月14日，不过，在随后的万灵节那天，弗朗辛和一个炮兵上尉跑了。这就是他全部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巡视和检查公墓的工作结束后，他就要结束自己的事业生涯了，这件事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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