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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人们的抱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特大企业的崛起和公民社会的衰退，劳工权益的缺失，公民素质的下降，垄断现象，对贫民和穷人的忽视等。事实上，许多人甚至还批评资本主义是一个“主义”，因为主义意味着人们必须将其全盘接收，对其深信不疑并吸收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

然而，上述许多批评者未能看到，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本主义跟过去的资本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渐进的、缓慢的，因此并不容易被人觉察。渐进缓慢的变化永远竞争不过那些每天传到耳边的突如其来的轰动新闻，媒体对恐怖袭击、股市暴跌、公司丑闻和弱势群体遭遇的不公待遇的持续关注让我们忽略了那些正在发生的更为深刻和缓慢的变化。本章将会讨论这种渐变的概念以及渐变主义如何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老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新的制度。

12秒法则

人类的大脑在觉察变化方面具有高超的能力。在房间里释放一种新的气味，将一只企鹅放到一群白鸽中去，说服一个人相信某个动画人物是真人，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说出其中的差异，最起码也会说一句“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变化毫无知觉。隐藏变化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使之变得更加缓慢、渐进和温和。如果那只企鹅是缓缓地进入那群白鸽，那股气味是一点一点地释放到房间里，大多数人可能就不会觉察到变化了。有一项针对人类感知能力的实验表明，对变化是发现还是忽略的临界点是12秒钟。在一幅图中，假设河边出现了一块石头，或者是某样东西改变了颜色，又或者是出现了一栋房子，如果这些变化的用时不少于12秒，参与者除了看见一幅静止的图画，什么也发现不了。如果这些变化的用时要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么发现它们的难度可想而知。缓慢的变化还解释了为什么科幻电影总是能够吸引人的眼球，因为这些电影将我们发射到了一个未来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都是新鲜的。如果给我们

几十年时间来适应，那么未来世界里的所有东西对我们来说也会变得非常普通—重大的变化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到来的。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因此我们无法拒绝它们—这就是它们的革命意义。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当你将看不见的缓慢变化和僵化思维放到一起，你就能调出一杯叫做“误解”的鸡尾酒，或是一道叫做“代沟”的主菜。价值体系和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生了改变，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人相互之间就会因为观念不同而发生冲突，电视节目、电脑游戏、亚洲的崛起、同性婚姻、*、种族玩笑，还有摇滚乐，这里只列举了一些冲突。那么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引起人们观念上的冲突的呢？

一两个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近乎无政府状态：野蛮的资本家，处于弱势的机构，不存在对企业的管制法规，极少的劳工权益以及陈腐、垄断的市场体系。直到今天反对者还在用这些理由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完全进入了转型期。虽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大多数人无法觉察到它的存在，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该变化带来的影响，这就是个人主义。如今个人（而不是群体）的力量比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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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9·11”让我变得乐观

2001年9月10日，我辞掉了品牌策略顾问的工作，第二天当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人叫我去会议厅看电视。电视上直播的悲剧让我感到震惊、悲伤、愤怒，以及一切能够让我联想到恐怖袭击的词语。股市只需要几周就可以反弹，但是弥补心灵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当我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时，我发现通过这场恐怖袭击带来的所有混乱、悲伤、毁灭和邪恶，有一点值得我们为之乐观：那就是参与这次袭击的只有19个人。早期的战争需要成千上万的士兵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全国民众的共同参与，虽说这19个人背后确实有一群跟他们有着共同信仰的人在支持他们，但是发动袭击的直接成本小到基本上可以忽略，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想做，就算没有塔利班的帮助也能完成袭击。19个人，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人越少做的反而越多—这个法则既适用于创造，也不幸地适用于毁灭。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注意观察我服务过的客户以及他们所在的行业。　。　想看书来

一人便可成军

过去“小”就是借口。我们常说“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并以此为由不去拓展全球市场，不搞投资，不思创新等。但如今，“小”却成为一个优势。在过去，进军时尚界的代价非常高，你需要有自己的工厂、资本，还有劳动力；而如今，一个生产顾问的电话号码就能搞定，这些顾问的网络遍及欧亚，以前我在一家生产运动和休闲服装的公司工作时就曾见识过这些顾问的神通广大。服装公司过去的竞争对手只有几家，彼此熟悉，而且在新一季开始的时候几乎都能猜到其他厂商的产品样式。但是现在，整个行业涌入了无数竞争者，来自阿拉斯加的几个小伙子设计了一系列超酷的夹克，一家在亚洲新成立的公司设计的滑雪裤成为本季度的宠儿，不胜枚举，一天一个流行。越来越小众和新奇的流行指标取代了原来的流行，竞争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随着进入市场的门槛越来越低，现实和假想的竞争者数量也在猛增。虽说金融业的监管措施一年比一年严，但是整个行业也呈现出和服装业一样的特点。我在一家大银行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整个金融业的游乐场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边是大型的联合企业，另一边是如洪水般涌来的无数小企业、私人投资者、股东活动家、短线投资者和从运算法则到能够模拟对冲基金的蠕虫病毒几乎无所不能的黑客。无论我关注哪个行业，我都能发现类似的故事，体育器材、耐用消费品、旅游运输业、科技、信息技术等，甚至连政治也出现了同样的特点。一头是比以前更加极端的大政党，另一头是各种草根运动和政治企业家。放眼全世界，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集体中的一员，都在释放出比以前更大的能量，人们能够支配更多的工具用于创造、分配和探索，其中探索能力的扩展是最重要的。我们都成了创造者、分配者和趋势观察者。

解放每一个人

科技是每个人最直接的解放者，但是科技的解放作用也不是凭空就有的，需要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对其不断进行调整和锤炼。个性化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的态度逐渐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集体主义认为，社会因为一个个集体而存在，个人的意志和需求要服从集体的意志和需求；与之相反，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人构成的，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个人的需求和意志应该占主导地位。20世纪初叶的世界要比现在的世界“集体主义”得多，那时的神职人员、国王、君主以及权贵阶层要比现在更为流行，权力也更大。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一战”，那时候称大战争，彻底粉碎了人们关于“仁慈的统治者总是将他们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观念。大战争跟之前的战役不同，因为大多数反对团体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而且许多反对活动都是由*人士领导的。突然之间，政治家需要恳求和讨好公众，征兵需要通过虚伪的宣传，机关枪以及其他武器让战场上的屠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些变化带来的效果就像是醉酒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剧烈的头痛一样，大众对政府和权力充满了幻灭感，也不再相信教会—假如有上帝，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杀戮？政治家都是说谎的人，信仰的约束作用日渐松弛—这些论调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仅仅过了20年，集体主义遭遇了又一次的打击。“二战”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屈从于某个统治者个人的想法时会发生什么。纳粹主义是变质的集体主义。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叛逆潮、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摇滚乐以及其他反文化理念的盛行并非偶然，在人们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挣脱社会的枷锁，要么毁灭。那些没有受到两次战争影响的国家最终没能逃过流行的力量—独一无二才是酷，摒弃所有千篇一律的想法，走自己的路。技术革命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和照相手机，而这些最新的科技进步都属于那个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可是直到最近，人们态度的这种转变才在经济领域得以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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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还是得钱

《全球财富报告》（World　Wealth　Report）是一份关于全世界富人的年度调查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那些超级有钱人的数量、身价和投资策略。在2003年的那一期里有一张图，就是这张图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从这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财富都还是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富人们大多是家族财富的继承者。那个时候，借钱十分麻烦，限制很多而且代价高昂。如果说你运气不好，既没有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也没有嫁给一个百万富翁，要想挣点钱你只能在一些家族企业里打工，或者去偷去抢，要么只能指望中六合彩了。这是个不赞成冒险的社会，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族财产用于轻率、冒险的投资非常罕见。人们要想提高自己的收入档次几乎不可能，如果有那也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

乘坐时光机回到50年以后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财富基本上是靠DIY的世界。全球23以上的亿万富翁没有继承过一分钱，全都是白手起家、“无中生有”。作为一个瑞典人，我羡慕英国人，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有“挣钱”（make　money）这么一个说法；在瑞典，我们只说“得钱”（tj？na　pengar），暗示着我们需要依靠别人将钱作为一种奖励发给我们。如今借钱变得越来越便宜和方便，也许是因为过于便宜和方便才会发生次贷危机。如此多的基金储备创造了一个不需要嫁个有钱人或者抢银行就可以获得资金的世界。今天，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将一个人的脚绑上橡皮绳，把他推下悬崖，将之命名为“蹦极”，然后就可以收费了；幻想出一个会魔法的男孩和一个寄宿制学校；编一个计算机程序；写一首有关性的歌；卖更好吃的汉堡。就像小时候父母出远门一整个周末都不回来一样，只留自己待在家里。

通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挣钱，给人们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声称终极理想是建立自己的公司。几年前，我对许多不同国籍的年轻人做过一个采访，我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10年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这些人是来自波哥达、伯明翰，还是布罗斯，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相似：“那时候我会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在美国，2年4年期的创业项目超过了5　000个，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还仅仅是250个。有关创业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各种证书从1975年的104个上升到2006年的500多个。随着大公司的裁员和破产，这些数据只会变大不会变小。为什么要把工作寄托在别人身上或者为别人的梦想打工呢？看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也就是在“失去的10年”中发生了什么：

经济衰退激发了日本年轻人的创造力，瓦解了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为年轻的创业者注入了更多活力。同时，经济衰退还可能让日本人逐渐放弃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样一种传统的职业道路。随着社会偏见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涉足艺术、音乐，以及很多类似的冒险尝试。“虽然钱少了，但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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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社会

我们的社会已经从自上而下（按别人说的做），变成了自下而上，人们想要挑战并且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将成长在现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代人称为“E一代”（Generation　E），E代表“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如今的学生们耳朵里听到的比尔？盖茨和Google，比温斯顿？丘吉尔或者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多。创业精神不仅仅是说“开一个你自己的公司”，它还表达了一种类似于朋克摇滚的态度。朋克音乐的诞生源于两个理念。第一，改变世界。朋克的音乐风格是愤怒的，想要在英国实现无政府，挑战固有思维，这正符合创业者的运作方法：一条更廉价的航线，一首更好听的歌曲，一张更舒服的床，一支更为友好的服务队伍等。朋克音乐的第二个理念—也是为什么朋克音乐有时候听上去那么骇人—是任何人都可以玩。技巧就是压迫，只要你能击鼓，你能对着麦克风大吼，你能拨弄吉他，你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个性化就正在创造这么一个“人人都能玩”的社会，拍个视频，发明个小玩意儿，编个程序，写篇博文，设计一件衣服。也难怪U2乐队的主唱波诺将现在的经济社会称做“朋克资本主义”（punk　capitali*）。

成为独一无二

当我刚进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生会给每一个新生发了一个带有嘲弄意味的便条，上面写着：“你以为你是谁？沃尔沃公司的CEO？财政部长？才不是！你就是一个傻帽一年级新生……”一个傻帽新生，不是瑞典最受尊崇的公司CEO，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这个世界过去就是这样的等级森严，你与这些统治阶层在年龄、性别、肤色、教育和经验上的差距越大，你就越贫困。如今，正是那些不断在创造与众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原创思想家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资格老的大公司偶尔也会推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创意，但多半逃脱不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而推手正是那些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不搭调的、年轻的、奇怪的、多变的和傻里傻气的创造者。在一个财富需要靠继承的世界里，经营就是全部，经营资产，经营企业，经营价值观，千万不要挑战社会原有的秩序。一个正式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正是那个社会的基石，人们就像齿轮一样嵌入一台上了油的机器。

现在，财富的取得靠的是自力更生和勇于冒险，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技能，或者说是特性。肤色、正规的教育、性别、年龄以及家世背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成为百万富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过去的教育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克隆”，以及向社会输送规格相同的劳动力。现在的教育更应该教孩子学会如何欣赏独一无二，培养人们独立创新的思维模式，以及勇于冒险的精神。独一无二是无法学会的，你只能发掘你自身的独特性，不然就会将之埋没。

某某主义

资本主义之所以备受诟病也许就在于“主义”二字，“主义”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完全全现成的、高高在上的哲学理念。任何东西一旦成为　“主义”，就会逐渐变成教条，僵硬而且极端，摆出一副“非支持即反对”的面孔。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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