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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第1页）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Papers）为名发表，至少已证实，其中一些的情节，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交给蒋介石，事后他在日记写出：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后F.D.R．（罗斯福总统）最后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爆竹。“赶紧认真，否则即是——”如此一个发热的爆竹。我将这包胡椒粉交给“花生米”（史给蒋介石的绰号，可是有时候史的情绪转好，也在日记中称委员长），微叹之后坐了下来。这叉鱼枪命中着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将他打过透穿，这是彻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变绿，和失去语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对我说：“我知道了。”如是无言的坐着，轻轻的摇晃着一只脚。（文件页三三三）

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诗：

我蓄志泄愤报怨，

今日才一朝如愿。

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

我与他瞠目相见。

叉鱼枪储备已久，

运用时要恰中时间与地点，

我连根的用力一掷，

就将他打过对穿。

小杂种浑身战栗，

他已经言语不灵。

战栗中脸色转绿，

他挣扎着也不再出声。

我的奋斗烦多，

我经历的痛楚绵长，

今朝我吐气扬眉，

花生米终被我击伤。

以后我还要受气，

去对付前路的危艰。

快慰的乃是今朝，

花生米为我失颜！（见文件页三三四）

书中没有直接讲明罗斯福缄内的内容，但是从《文件》前后的文句看来不外责备蒋介石战斗指导无方，应当对华南战事失利负责。

经过这段会见之后，蒋才向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我翻译这一段日记之后，也必须有一种交代：以上的文辞都是史将军个人私下发泄情绪之作，引用粗犷幽默与挑战性的字眼，也是美国人从小参加运动竞技时的一种习惯。他之所谓痛楚，也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以下文字中还要提及。可是纵有种种的情节，我们看到他所谓对蒋介石的怀恨，在未撤职之前已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想见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军战友的角色了。

这件事情与本文主题的关系则是孙立人将军之无端被卷入中美政治的漩涡，不开始于1949年。抗战期间他就已经被视为过度亲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于1948年，书中有孙将军与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注释，说史认为孙是中国将领中最能干者。这时候孙立人还只任陆军训练司令，驻节于凤山。1971年涂克门女士（BarbaraW.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andtheAmericanExperienceinChina1911—1945）一书中更称，1945年史迪威希望率领美军自太平洋向中国登陆，当时麦里尔少将（MajorGeneralFrankMerrill）告诉他，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载此书BantamBooks纸面版六五九页）。《在华经验》出版时，孙将军已失去自由，真与不真，他已无法申辩。不过书内所叙事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既有这段传说，则孙将军之被卷入漩涡，已早有岁月。

笔者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时，曾以前线观察员的身份（每日以郑副总指挥洞国的名义向重庆和昆明提出报告）随孙将军的司令部进出战场，前后一年半，不仅曾亲自看到孙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级干部相当熟悉。早就知道孙将军一生以岳武穆的“尽忠报国”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史迪威文件》里尚有他和史争辩的记载。史之参谋长柏德诺（Brigadier-GeneralHaydonL.Boatner）盛气凌人，动辄欺负中国将领，只有孙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检束。可是出类拔萃的孙将军却不是中国军官学校毕业的，而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就不免在讲派系的国军里面受排挤。他的效率与声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国背景反成为一个事业上的障碍。我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写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终被清算。孙立人被软禁几十年，也出于这种官僚政治之逻辑。

率直的说来，中国在1930年间或1950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来，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这时候也难怪军阀割据。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能填补此中缺陷。而这种私人军事力量却很难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蒋介石登场的概况。

张学良将军的《忏悔录》最近重印，给我们一种机会检阅“西安事变”前的情形。东北军与共军作战，一个师长阵亡，另一个师长拒降死，张即感到咎在己身，从此也可以看出统帅权的基础仍是私人关系和私人情感，李杜准备回东北号召抗日旧部，也由张自己决策赞成，自己出钱资助，这种以私为公的办法，也可以转变之为以公为私，因为权力与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总是可以对流。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出虽有他之请求，蒋先生不让他主持侍从室的逻辑。张和东北军之关系既如此明显，则一朝被任命为侍从室主任，参与中枢人事任命机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弹冠相庆，而多数人意态怏怏，甚至顿生疑惧。因为蒋所对付的除了东北军之外，尚有西北军、桂系、粤系、云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队，以及他自己的黄埔嫡系。这种情形不是任何人的过失，而是社会环境使然。

孙立人将军重获自由之后所作公开谈话，把1930年至1940年间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个在美国V.M.I．（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军官学生，回国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去安插他，竟麻烦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阎锡山下面奔走之后好容易找到日后主持中国正统的党中央，也仍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这样与那样的杂牌。总算孙将军人缘好，“八一三”负伤之后有黄杰将军接济他。（“只要我有饭吃，孙立人也有饭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疗伤，怪不得孙将军至今还惦念使他沾过光的人士，同时他更感到团体单位的重要，甚至责备清华校友不能互相照顾，以致受人欺负。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励子女上清华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们两位将军提出的问题，不能专就道德的立场解释。我们只能说传统的办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在这前提之下，我提议以研究历史的立场，将以上情事重新考虑，作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与当事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国历史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约二十年我有一个机会，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拿出来重新考虑。现在看来，这朝代历史之中，秦汉可称“第一帝国”，隋唐宋可称“第二帝国”，明清可称“第三帝国”。其分析的节目，有专文专书在各处发表，所根据的重点则是财政措施，显而易见的则是第二帝国的财政税收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带收缩性，当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个过渡阶段。明朝之创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这社会的组织至此照中国传统已经需要改组。原因是法制过于简陋，税收过于短少，人口增加过度，土地所有的纪录不符现状。从以前的事例看来，更换朝代，必有一番剧烈的波动，而在大帝国更换朝代时波动所影响的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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