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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我出席过我国外国文学界在厦门举行的纪念屠格涅夫逝世百周年研讨会，听到很多同行精彩的发言。

我曾向许多前辈和同辈请教过有关屠格涅夫的问题。我也聆听过巴金老人谈及中国知识分子对屠格涅夫深感兴趣的原因。

我翻译屠格涅夫传记期间，巴老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屠格涅夫有过这样一段评论：“……他很有才华。我写小说受他影响不小。但他这个人有相当多的地主老爷的气味，晚年生活寂寞而且痛苦，颇似他所描写的‘多余人’。”（见1982年1月18日信）

屠格涅夫死于巴黎近郊布热瓦里，遗体运回彼得堡，落叶归根，安葬于沃尔科沃公墓。

一座绛红色的抛光大理石台，上边刻着屠格涅夫的姓名与生卒年代。台头处立着一座碑，碑的顶端是屠格涅夫胸像，胸像作者是女雕刻家约瑟芬娜·波伦斯卡娅。屠格涅夫在这座墓里已经安息一个多世纪了。

上午的太阳从背后射向屠格涅夫雕像，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可是他的生平一幕幕地时隐时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当年他的祖国人民为他举行的盛大葬礼的描写。

1883年10月9日上午11时。细雨蒙蒙。载着屠格涅夫遗体的火车徐徐开进首都的华沙火车站，那里早已集聚了无数的迎灵人。

正午12时，天空突然放晴。屠格涅夫的棺廓抬上灵车，灵车向沃尔科沃公墓慢慢开去，成千上万的花圈，用鲜花扎的、用丝绸做的、用陶瓷烧的、用银丝编的……人越来越多，据说多达数万。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为一位作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葬。

沃尔科沃公墓当时还相当空旷。根据屠格涅夫的遗愿他被安葬在伯林斯基墓附近，以示他对这位评论家的感念。六年以后，另一位大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逝世。萨尔蒂科夫又在遗愿中表示希望能将自己的遗体安葬在屠格涅夫的身旁。就这样，在这个公墓里出现了一片文人墓，成为后人瞻仰的圣地。

墓啊，你让人产生多少联想，甚至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1996

想喝一口中国江河的水

——鲍·拉夫列尼约夫（1892—1959）

如果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不译成汉文，不改编成话剧，不绘成连环画等种种形式的作品在我国传播，小说的作者的姓名可能不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第四十一》的作者是俄罗斯作家鲍·拉夫列尼约夫，小说的译者是鲁迅先生的战友曹靖华。小说写于1926年，译作完成于1928年，那时曹靖华正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而拉夫列尼约夫正是列宁格勒人。当时小说译本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曹靖华同时将译文寄给我国未名社。

鲁迅先生曾对《第四十一》表示过浓厚的兴趣。1929年3月22日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一个月以后，他致李霁野的信中又写道：“《第四十一》早出最好。”然后即对当时上海滩的出版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很明显，鲁迅把《第四十一》归入“好著作”之中。

小说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和白卫军中尉俘虏的故事。女战士玛柳特卡奉命将俘虏押往前线司令部。途中他们所乘的船遇到风浪沉没。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被卷上一座荒岛，渐渐产生了情感。一天，一艘白党帆船忽从远处驶来。中尉喜出望外，拟登船逃走。玛柳特卡的感情经过一番搏击，最后向中尉举枪射击，应声倒下的中尉成为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卫军分子。

这是一篇政治性与艺术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在苏联发表以后，反响强烈。当时主宰苏联文坛的极左分子认为小说有问题，作者仅仅被划入“同路人”的行列。四十多年以后，到了60年代，拉夫列尼约夫的这篇小说在中国大地上又遭到我国极左分子的谩骂与攻讦。我记得当时内部放映苏联根据这部小说新拍的电影时，曹老说这部电影对原作小说有些改动，但还是一部好作品，然后气愤地说：“把这么一部好作品，说成是修正主义东西，太无知了……”他显然还有更多的话想讲，但在那种形势下，曹老只是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第四十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苏联其他作品一样，出版时受到种种阻挠，可是它仍然偷偷地被翻印成单行本流传。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在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包围中，革命青年在钢板上刻印了这部小说。有一天曹老感慨万分地提及此事：“当时从包围中出来的同志，把一本油印本送了我，并且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把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可见这篇小说对革命战士们的鼓舞作用。

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第四十一》时，作者拉夫列尼约夫应译者之邀为我国读者写了一篇序，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新中国成立了。1951年底曹靖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招待会上两位老友相见。他们的头发都已斑白。紧紧地拥抱，滔滔不绝的交谈，未能尽兴，晚间，拉夫列尼约夫又把曹靖华拉到自己家中去倾述二十多年的别情。

1957年，《第四十一》在新中国再版时，作者再次写了序——《致中国读者》，他说：“……长期以来我在苏联怀着热爱和激动，注视着你们在同人民敌人的严峻的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我们曾以你们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就像现在的你们在和平、创造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欢欣是一样的……”

十月革命四十年时，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决裂》在我国舞台上演出，受到热烈的欢迎，曹老把剧照和海报寄给了作者。拉夫列尼约夫收到这些资料，不胜欣喜，称之谓收到了“珍宝”。不过那时他已身患重病。

1958年*日，他给曹老寄来一封信，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我真想到你们国家里走一趟呵，可是大概看来，这样一个残疾人喝不到中国江河的水就不知所终了。”两年之后，拉夫列尼约夫逝世。他绝没有想到我国会发生“*”，而他的《第四十一》会再次遭到厄运。

我站在拉夫列尼约夫的墓前，仰望那褐色大理石柱墓碑上的胸像（系著名雕塑家凯尔贝利之作），那飘洒的头发，那含着微笑的削瘦的面孔。这位出身于教师家庭，参加过红军，负过伤的指挥官，与未来派诗人有过诸多交往，最后走出自己道路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我国得到过鲁迅的赞许，他本人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感情，当我想到这些时，崇敬与感念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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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残的心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只要我来到莫斯科，我一定去瞻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苏联很普通的一名战士，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火热的革命斗争使他逐渐成熟了。在全身即将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创作出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

1947年，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读到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它使我心灵为之震撼，生活受到鼓舞。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人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了。我把剧本译成了汉文，很快就在兆麟书店出版。翌年，哈尔滨市教联文工团将这戏搬上舞台。连演多日，场场爆满，成为哈尔滨市解放初期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值得重视的活动。建国以后，该剧又在北京等大城市演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由孙维世导演，金山、张瑞芳等主演，这部话剧发挥了更大的教育作用。保尔成了新中国青年学习的榜样。

1956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赖莎应邀来到我国访问。她为我国青年做过几场报告，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我为她担任过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女工出身，朴素、诚恳、热情，平常她像拉家常似的跟我们谈天说地，讲了很多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她说：“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尼古拉可关心形势的发展了。他听广播，还让我在墙上挂了一张中国地图，自己看不见，让我告诉他中国红军行进的路线……”

赖莎得知我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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