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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父子（第1页）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和大部分固执的人一样，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老马不喜欢北京人过重的卷舌音，老马在许多场合批评北京人，认为他们没有好好说中国话，“把舌头窝在嘴里做啥子么？”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这个小龟儿。

马多这个名字你可以知道老马是个足球迷。老马痴迷足球。痴迷那个用左脚运球的阿根廷天才马拉多纳。老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绿色草皮上的一代天骄，盘带一只足球，在地球的表面上霸道纵横。但是马多只是马多，不是马拉多纳。马多只是他们班上的主力前锋，到了校队就只能踢替补了。然而老马不失望。马拉多纳是上帝的奢侈品，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儿子成不了马拉多纳而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那时候马多正是一个十岁的少年，而老马的妻子都三十四岁了。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岁了还红杏枝头春意闹。老马在第二年的春天特意到植物园看了一回红杏树。红杏枝头，多么危险的地方。妻子硬是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老马记得妻子和自己摊牌时的样子，她倚在卫生间的门框上，十分突兀地点了一根烟，骆驼牌，散发出混合型烤烟的呛人气味。妻子猛吸了一口，对老马说：“我要离。”妻子没有说“我要离婚”，而是说“我要离”。简洁就是力量，简洁也就是决心。她用标准的电报语体表达了决心的深思熟虑性与不可变动性，随后便默然了。她在沉默的过程中汪了一双泪眼，她用那种令人怜惜的方式打量丈夫。老马有些意外，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马用四川话说：“离婚做啥子么？我那（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了么？”妻子听了这话便把脑袋侧到卫生间的里口，她用近乎控诉的语调失声说：“你没有对不起我，是生活对不起我。——这个鬼地方，我的大腿都叉不开！”老马的住房只有十七个平方，小是小了点，可是把大腿叉开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马不说话。知道她在外头有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把骆驼牌香烟抽得这么姿态动人。这个女人在外头肯定是有人了，这个女人这一回一定是铁了心了。女人只有铁了心了才会置世界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老马很平静。老马在大病过后一直惊奇当初的平静。他走到妻子身后，接过她手里的烟，埋着头只顾抽。后来老马抬起头，像美国电影里的好汉那样平静地说：“耗（好）。龟儿子留啥（下）。”

儿子留下了，妻子则无影无踪。老马在生病的日子里望着自己的儿子马多，想起了失败，想起了马拉多纳输掉了一生。失败的生活只留下一场查不出的病；失败的婚姻只留下孩子这么一个副产品。其余的全让日子给“过”掉了，就像马拉多纳“过”掉那些倒霉的后卫。

老马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儿子不能。儿子是老马的命。老马在离婚之后对儿子的疼爱变得走样了，近乎覆盖，近乎自我，近乎对自己的疯狂奴役。老马在醉酒的日子多次想到过再婚，老马的岁数往四十上跑了，正处于一个男人由“狼”而“虎”的转型期，身体内部的“虎”、“狼”每天都在草原上款款独步。它们远离羊群，饿了肚子，时刻都有冲刺与猛扑的危险性。它们和“红杏枝头”一样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把羊脖子叼在自己的嘴里了。那可是伟大的“爱情”呢？爱情不是欲望又能是什么？而婚姻不是爱情又能是什么？所以老马时刻警惕自己，用马多的身影赶走那些绰约和袅娜的身姿，赶走时刻都有可能琅琅作响的剑胆琴心。儿子马多不需要后妈，当老子的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裤带子收收紧，然后，弄出一副平心静气的模样来，对自己说：“你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于是老马就点点头，自语说：“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只要有这么一条，马多在学校里头就必然符合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三好”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四有”。马多整天提着一支永生牌自来水笔到校外考试，成绩一出来那些分数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老马在高兴之余十分肉麻地说：“学校就是马多他亲妈。”这句话被绿色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每个字还加上了粉色边框。

在一个风光宜人的下午老马被一辆丰田牌面包接到了校内。依照校方的行政安排，老马将在体育场的司令台上向所有家长作二十分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很动人，很抒情，《怎样做孩子的父亲》。许多父亲都赶来了。他们就是想弄明白到底怎样做孩子的父亲。

老马是在行政楼二楼的厕所里头被马多堵住的。老马满面春风，每一颗牙齿都是当上了父亲的样子。老马摸过儿子的头，开心地说：“嗨！”马多的神情却有些紧张，压低了嗓门厉声说：“说普通话！”老马眨了两回眼睛明白了，笑着说：“晓得。”马多皱了眉头说：“普通话，知不知道？”老马又笑，说：“兹（知）道。”马多回头看了一眼，打起了手势，“是zhīdao，不是zīdao。”老马抿了嘴笑，没有开口，再次摸过儿子的头，很棒地竖起了一只大拇指。马多也笑，同样竖起一只大拇指。父子两个在厕所里头幸福得不行，就像一九八六年的马拉多纳在墨西哥高原捧起了大力神金杯。

老马在回家的路上买了基围虾、红肠、西红柿、卷心菜、荷兰豆。老马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两听健力宝易拉罐。老马把暖色调与冷色调的菜肴和饮料放了一桌子，看上去像某一个重大节日的前夜。老马望着桌子，很自豪地回顾下午的报告。他讲得很好，还史无前例地说了一个下午的普通话。他用了很多卷舌音，很多“儿化”，很不错。只是马多的回家比平时晚了近一个小时，老马打开电视，赵忠祥正在解说非洲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马多进门的时候没有敲门，他用自己的双象牌铜钥匙打开了自己的家门。马多一进门凭空就带进了一股杀气。

老马搓搓手，说：“吃饭了，有基围虾。”老马看了一眼，说：“还有健力宝。”

马多说：“得了吧。”

老马端起了酒杯，用力眨了一回眼睛，又放下，说：“我记得我说普通话了嘛。”

“得了吧您。”

老马笑笑，说：“我总不能是赵忠祥吧。”

马多瞟了一眼电视说：“你也不能做非洲草原的猫科动物吧。”

老马把酒灌下去，往四周的墙上看，大声说：“我是四川人，毛主席是湖南人，主席能说湖南话，我怎么就不能冒出几句四川话！”

马多说：“主席是谁？右手往前一伸中国人民就站立起来了，你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一开口中国人民准趴下。”

老马的脸涨成紫红色，说话的腔调里头全是恼羞成怒。老马呵斥说：“你到坦桑尼亚去还是四川人，四川种！”

“凭什么？”马多的语气充满了北京腔的四两拨千斤，“我凭什么呀我？”

“我打你个龟儿！”

“您用普通话骂您的儿子成不成？拜托了您哪。”

老马在这个糟糕的晚上喝了两听健力宝，两瓶蓝带啤酒，两小瓶二两装红星牌二锅头。那么多的液体在老马的肚子里翻滚，把伤心的沉渣全勾起来了。老马难受不过，把珍藏多年的五粮液从床头柜里翻上桌面，启了封往嘴里灌。家乡的酒说到底全是家乡的话，安抚人，滋润人，像长辈的询问一样让人熨帖，让人伤怀。几口下去老马就痴掉了。老马把马多周岁时的全家福摊在桌面上，仔细辨认。马多被他的妈妈搂在怀里，妻子则光润无比地依偎在老马的胸前，老马的脸上胜利极了，冲着镜头全是乐不思蜀的死样子。儿子，妻子，老马，全是胸膛与胸膛的关系，全是心窝子与心窝子的关系。可是生活不会让你幸福太久，即使是平庸的幸福也只能是你的一个季节，一个年轮。它让你付出全部，然后，拉扯出一个和你对着干的人，要么脸对脸，要么背对背。手心手背全他妈的不是肉。对四十岁的男人来说，只有家乡的酒才是真的，才是你的故乡，才是你的血脉，才是你的亲爹亲娘，才是你的亲儿子亲丫头。老马猛拍了桌子，吼道：“马多，给老子上酒。”

马多过来，看到了周岁时的光屁股，脸说拉就拉下了。父亲最感温存的东西往往正是儿子的疮疤。马多不情愿看自己的光屁股，马多说：“看这个干什么？”老马推过空酒杯，说：“看我的儿。”马多说：“抬头看呗。”老马用手指的关节敲击桌面，冲着相片说：“我不想抬头，我就想低下头来想想我的儿子。——这才是我的儿，我见到你心里头就烦。”

“喝多了。”马多冷不丁地说。

“我没有喝多！”

马多不语，好半天轻声说：“喝多了。”

老马在平静的日子里一直渴望与儿子马多能有一次对话，谈谈故乡，谈谈母亲或女人，谈谈生与死，谈谈男人的生理构造、特殊时期的古怪体验，乃至于梦中的画面，梦的多能性与不可模拟性。老马还渴望能和儿子一起踢踢足球，老马坐镇中场，平静而自如地说起地面分球，沿着儿子马多的快速启动来一脚准确传送。然而老马始终不能和儿子共同踢一只足球，不能和儿子就某一个平常的话题说一通四川话。儿子马多不愿意追忆故乡，儿子马多不愿意与四川人老马分享四川话的精神神韵。儿子马多的精神沿着北京话的卷舌音越走越远，故意背弃着故土，故意背弃老马的意愿。老马只能站立在无人的风口，来一声长叹，用那种长叹来凭吊断了根须的四川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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