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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九的禁脔（第1页）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进扎雨花台；这次军事行动，算不上名实相符的围城，只能视作形式大于内容的标志性事件。明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相当于围住南京的西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十处坚垒。三年正月，攻克太平军在钟山之巅修筑的“天保城”，并分守洪山、北固山等处，宣告合围成功。这是篇首所谓的内圈之围。“距城百里之外，如镇江、东坝、溧水、金柱关均有重兵助守，宜兴、溧阳二县又新经苏军（伯牛按即淮军）克复，外援将绝，粮米无多”；这是篇首所谓的外围之势。内外相合，瓮中捉鳖，才算真正拉开战天京的序幕。

东南全局方面：二年十月末，李鸿章收复苏州；三年二月，左宗棠克复杭州。对曾国荃来说，这无疑是天大喜讯；从此之后，围师再不用担心自江、浙东来的“大股援贼”，可以一心一意的围城、攻城。但是，这也是无声而有力的催促；所谓肃清东南，其成功的标志就是攻克南京、苏州、杭州这三座城市，如今，苏、杭已复，南京就成为万众瞩目之地。虽不敢打包票说克期奏功，但是，继续按照九江、安庆的攻法，严围缓攻，候敌自溃，已经不合时宜。且看曾国藩奏报完成南京合围以后收到的批谕：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九江、安庆自合围至攻克，费时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险固，更甚于二城，比照前事，似不应过于催促。但是，李鸿章复苏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过半年；然则今时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过久。曾国荃率兵从安庆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终跟随，并不存在“号令不一，心志难齐”的问题，朝廷未尝不知道；但偏要以此为借口，让曾国藩亲临督战，用意即在于此。曾国荃是前敌指挥，曾国藩为全局统帅，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国荃，而向曾国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坏行政指挥架构的情况下，暗示曾国荃应该力图进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为榜样，而不要援照九、安的成例，尽早克复南京。

但是，湘军和李、左二军相较，在攻城的装备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大型炸炮。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两只部队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时发挥巨大的作用。戈登在常胜军解散后，曾赴南京参观湘军围师，便说湘军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则是“少好炮”。曾国藩看了李、左等人汇报克城的摺稿后，也一改“在人不在器”的成见，慨叹：“炸炮轰到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由此可见，在没有洋炮助阵的情况下，用李、左的战绩来敦促曾国荃加快进度，确实有点不公平。

语曰：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二年八月间，曾国荃就已择地开挖，进行前期准备，三年正月合围后，更是全面开挖，路路并进。但是，地道攻城，实在不是上策。首先，炸药用量太大，难以为继，后勤部长曾国藩就屡屡抱怨：

“地洞一事，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近日闻又有一洞将发，又将浪费数万。此等百战之寇，其力岂不能堵一缺口？余实苦无药可解。特此飞告：一、请弟莫再轰地洞，二、请弟函商少荃酌借火药。勿谓兄言之不早也”；

其次，在挖地道的过程中，艰险万状，往往损兵折将，徒劳无功。前述李秀成围攻曾国荃，用地道攻营，屡被湘军破坏，便是明证。这次攻守易位，李秀成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

“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贼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汤，则趫者幸脱而悫者就歼；盖每穿一穴，为贼所觉，而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一日，穴地已过城根，贼尚未觉；会贼有以枪插地者，穴内军士见枪首入地，疑贼已觉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枪入地数尺，贼始知官军在地下，复迎击之，官军或退或死。复开他道，或为山石所隔，或将近城根；贼酋李秀成登陴遥望，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

李秀成用以发现地道的方法，很简单，分辨草色而已。地道是用来装药轰城的，挖得太深，爆破效果必然不好，故不能深挖；然则入地太浅，不免伤损草根，草枯则渐作黄色，必异于周边草色。李秀成登高一望，只见黄绿相间，晰然可辨，于是，地道所在，了然于心。接下来就是“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湘军“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而不慎火烛，发生误炸事件，工程兵“纵横聚葬于其中”，也在所难免。至于挖错方向，“为山石所隔”，徒劳无功，却不丢性命，反倒要算好事了。文中“穴地已过城根”一节，则类似文学、电影桥段，必为作家、编剧等人所喜闻乐见。

就这么挖啊挖，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南京城还是完好无损。曾国荃愤懑异常，但又无计可施，加之肝病复发，身心俱坏，乃“逢人辄怒，遇事辄忧”。曾国藩也用不上劲，只好日日致函，多方设譬，大谈性命之道，聊为宽慰：

“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处，吾兄弟须有定识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动，井然不紊。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风波经过之后再行动手，实不为晚。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

这等安慰，聊胜于无而已。至于“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本是抽象用语，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类务虚的方略，孰料一语成谶，不久还真来了“一番大风波”。

朝廷考察曾国荃的工作进程，不会从三年正月合围算起，而会将元年五月进扎雨花台认作曾国荃经营金陵的开端。然则迄今耗时已近二年，曾、李、左三路军队中，李、左连克名城，捷报频传，南京却毫无成效。中枢诸公不能不形成一种看法，即湘军暮气已深，而苏、浙两军，尤其是苏军如日方升，朝气可用。那么，调派苏军前来会攻，也就成为军机处的议题。苏州收复后，江苏境内的“贼巢”，就只剩常州城；常州离南京甚近，倘若克复常州，李鸿章带领炮队，顺势西进，以攻苏、常之法，助攻南京，未尝不是迅奏膚公的好办法。

四月五日，淮军攻克常州。中枢旋即下旨，命李鸿章派人接防东坝，并有“会攻（南京）之说”。淮军刚刚经历大战，士卒须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队西向，所以，谕旨仅示咨询之意，没有敦促之情。李鸿章和曾国藩通气，就淮军助剿之事，第一次表明立场：

“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将军（明阿）遽欲会攻，诚为有损无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贼尚无去志；左帅（宗棠）屡云逼城，其实距城尚远。昨来咨，属勿会攻，请苏军进长兴以扼其喉。月初当派刘、王、郭、杨四军图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而为进趋广德、泗安之势。……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

如前所述，情急势迫如催调黄翼升时，李鸿章能写“词意乖忤，气质不平”之信，据理力争，锋芒尽露。而好整以暇之时，他又善体人情，能作此头头是道、义理俱胜之书。寥寥数语，安排一切，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一番。

先粗略分析湘、淮、楚（即左军）三军形势。三军中，湘最苦，楚次之，淮则独享悠闲之乐。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一筹莫展，固不待言；楚军虽克杭州，但湖州未下，未竟全功；而苏、常克复，全省肃清，淮军业已功成名就，无所追求。当然，中枢决不会让行有馀力者就此硁硁自守，独享清福，必定要调淮军援助湘、楚。淮军大部驻扎常州，西可会攻南京，南可助攻湖州；朝廷之意，自欲淮军西进，因为南京在战略上的价值，何啻十个湖州？但是，李鸿章故作懵懂，不去会攻南京，却来援剿湖州。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尝没这个意思；二月间，淮军“捞过界”，攻克浙江嘉兴，就惹得左宗棠大发牢骚：

“少荃中丞受苏州之降，智则智矣，而究不免为岛人（按即谓英国人）所轻。兹仍欲以此越界立功，而于宜（兴）、溧（阳）本辖之剧贼则置之不顾，任其狂窜，而后击之。于用兵机势得矣，然不可谓谋国之忠也”；

李鸿章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越界立功”必遭忌恨。往西往南，都是得罪人的事，而大势所趋，又不得不选定一处来得罪，绝做不到两面讨好。于是，权衡利弊、分别亲疏，他决定继续得罪左宗棠，继嘉兴以后，再去分剿湖州。当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绝，真将部队开到湖州，楚军非跟淮军打一仗不可，故李鸿章选择进攻湖州北部的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协攻湖洲，与协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别巨大，毋庸赘言；而且，协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违背朝意，又触怒“左帅”，可说是利少害多，得不偿失。李鸿章视而不见，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谊，“师门”与“沅丈”必然心领神会，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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