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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在西部，德国也面临有利形势。战争使法国严重衰竭，到1930年代，虽极不情愿，但已难以重振雄心与德国对抗了。在被美国众议院否决后，美英的担保已经毫无意义。法国与欧洲中部弱小而纷争不断的国家建立联盟的尝试是孤注一掷的办法。法国从英国那里没能寻找到支持，英国表明大英帝国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和谈者并没有削弱德国的最好例证在1939年后才出现。

西方民主政治中有不同的领导阶层，魏玛德国也有强势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大萧条的破坏，一切将会截然不同。并且如果希特勒没有在德国大众中煽动仇恨，在民主政治中掺入许多罪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会这么快就爆发第二次战争。无需去谴责《凡尔赛条约》，因为它从没有被坚持强制执行，或者充其量只是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没有限制德国破坏欧洲和平的力量。1933年，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德国拥有了一个致力于破坏《凡尔赛条约》的政府。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但泽对获胜的德国人说：“你们并没有做什么，只不过是补救那些严重的后果而已，这些后果是由历史上强加于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欧洲的各种毫无道理的指令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是去补救不是别人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家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镜厅（10）

尾声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巴黎的世界政府自然解散。威尔逊当晚离开，留给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的是第二天早晨的火车专列（后来英国政府恼火地发现法国政府给他们寄来了金额巨大的火车费账单）。奥兰多的政府已经垮台，他也已离开。四巨头中只有克雷孟梭继续留在巴黎。他用整个夏天使《德国条约》在国民大会上获得了通过，并且一直在督察7月的国庆日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惟一的停歇是对北部被毁坏地区的短暂访问。记者和代表们都已离开，巴黎的酒店恢复往昔的经营状态，而妓女们却抱怨生意都跑了。这个夏末，英国离开了马捷斯特。20年后，它成为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的总部，这次占领巴黎的是德国军队。

巴黎和会一直持续到1920年的1月，后期的状况就像明星早已离开的戏剧表演。外交部长和外交官接管工作，但他们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自如地掌控外交关系。重要决定通常还要上交在罗马、伦敦或华盛顿的上级来做最后决断，并且棘手问题会由特别会议一再推敲，然后再决定，1919年到1922年间，劳合·乔治曾33次单独参加这个特别会议。

1919年1月到6月期间，和谈者们完成了巨大的工作量：成立国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分配了委任托管权，签署了对德条约，与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条约也几乎完成——但仍有许多未尽事宜。俄国边境仍然动荡不定，并且它周边还有哪些国家会独立仍不明朗，芬兰？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在欧洲中心，那些受创帝国的边界也还存在争议。草率允许希腊登陆士麦那的决议引发系列的抗议，直到1923年才结束。

然而，一些重大问题在和会初期就被和谈者们搁置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或许暂时被牵制了，但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之间漫长的对抗刚刚开始。德国问题仍困扰着欧洲。协约国的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德国仍然很强大。

民族主义势头还很猛健，一直在积聚能量。它在欧洲中心、中东和亚洲仍然有广泛的基础。很多时候，和谈者们发现自己只是在应对一些既成事实。南斯拉夫、波兰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都在巴黎和会前就已存在。和谈者们所能做的，只是设法阻止欧洲的分化以及中东接连不断的民族分裂，并且尽可能地划定合理的边界。建立以一个民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国家在1919年还没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让欧洲所有波兰人都到波兰去，所有德国人都到德国去，这是不可能的。在欧洲有30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属于少数民族，他们是国内人反对的目标，又被国外同民族的同胞寄予厚望。

1919年寒冬，维也纳一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接待了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中年人代表团。他们的小镇有60，000人，700年前就开始说德语。现在斯洛文尼亚将要成为新国家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他们很担心，不愿意被“劣等人”统治。美国愿意收留他们吗？伟大的泰迪·罗斯福年轻的堂兄弟尼古拉斯·罗斯福将这一要求向上级做了汇报，但没有任何结果。然而，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年长的德国人都不会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部分欧洲中心区德国人被强制驱逐出去，他们这个群体注定要消失在其他民族之中。

1919年，驱逐少数###仍然让世界担忧，这些少数民族拒绝被强制同化。对此多数民族似乎只有容忍，而这恰好是许多国家大多数人所缺乏的品质。和谈者们尽最大努力将优待少数民族的责任强加给各国政府。欧洲中心的新国家和小国家必须签订条约以约束其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容忍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且承认他们使用自己语言等权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提出抗议。罗马尼亚的玛丽亚女王质问威尔逊，美国黑人或是英国爱尔兰人在国内被同等对待了吗？罗马尼亚首相布拉蒂亚努要求知道为什么他的国家被挑选出来，意大利有少数民族为什么不用签约。东欧是不一样的，克雷孟梭毫无意义地对他说。虽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终还是签了这个条约，但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沙文主义，少数民族条约一直显得软弱无力。1934年国联放弃监督执行的尝试，并且与棘手的少数###相比，各大强国还有更多烦心的问题。不过也有可喜迹象：爱沙尼亚自愿让少数民族独立。以瑞典语居民为主的奥兰群岛1919年后继续由芬兰统治，但是一个特别条约保证了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屠杀讨厌的少数民族。1945年，在希特勒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结束后，欧洲只剩下不到全部人口3％的极少的少数民族人口。

1919年，和谈者们感到他们已竭尽全力，他们已不再幻想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6月28日离开巴黎时，威尔逊对妻子说，“好吧，小姑娘，一切都结束了，只是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我希望我们创造了一个公正的和平；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是的，一切也都在那些将要统治这个世界的人的掌控之中，他们中一些人曾在巴黎见证这一切——比如日本的近卫王子或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些人则远远地观看了这一切。在意大利，当旧的自由主义秩序在邓南遮等人的攻击之下分崩离析之后，墨索里尼从民族主义政治中快速脱颖而出。那年6月，在慕尼黑，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同样也为德国历史增添了荣耀，而给世界、犹太人带来了不幸。他已发现自己作为思想家和演说家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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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1）

劳合·乔治当政三年多，在被迫辞职后，尽管一直是国会成员，但是直到1945年去世，再未担任任何公职。他关于巴黎和会的回忆录很有趣，常常有不准确的地方，对于任何一件错误的事情他总会谴责法国和美国。1919年末，克雷孟梭很不明智地参与角逐法国总统。原本希望获得欢呼喝彩，可是当他清楚地发现将遭遇反对时，一怒之下退出竞选，并马上离开了法国。随后的一年，他都在旅行中度过，并继续写作，这是一项双重的庞大得几乎不切实际的工作，一方面是有关哲学的，另一方面是关于古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的短期研究。德摩斯梯尼警告文明而博爱的公民们，他们正处在来自马其顿王国的野蛮人菲利普的危险之中。他拒绝出回忆录，并于1928年销毁了大部分文章。他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不屑对过去妄加评论。福煦去世后出版了一本抨击他的书，使他备受刺激，最终他又拿起笔应辩，以捍卫自己在战争以及巴黎和会中所做出的贡献，但直至1929年11月他去世时，仍未完成。所有与他在巴黎和会内部工作相关的秘密成了永久的悬案。

威尔逊的结局最悲哀。回到美国后，他就陷入了一场与参议院就批准《凡尔赛条约》以及国联问题的斗争中。他获得了多数人支持，但不是所需的三分之二。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对手一直在活动：西部的孤立主义者，认为他背叛自己原则的进步论者，认为他会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英国对抗的爱尔兰美国人，不信任美国民主党的共和党人，不信任威尔逊的美国民主党，因为他们被威尔逊冷落多年，但他一直得到不安分的共和党参议员洛奇的支持。

威尔逊可以建立自己的联盟。他本可以将美国的保留意见包含在对国联盟约的表决中，这样就能赢得反对阵营里的较温和者（当然他的同盟者是否会同意这种改变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他拒绝做出让步。他说他的对手们被最低级的本能所左右着。“他们将在历史上刻下最为可鄙的名字。”他决定转向人民。1919年9月2日，他离开华盛顿开始横穿祖国。

威尔逊最亲近的顾问恳求他不要离开。从巴黎回来后，他就马不停蹄，条约在参议院悬而未决，穿越全国的长途劳累使那个夏季漫长而艰难。威尔逊义无反顾，即便不得不献出生命也要挽救条约。“目前世界面临巨大灾难，”他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去筹划个人的未来。”登上专列时，他开始抱怨持续不断的糟糕的头痛。

几乎整整一个月，他一直向西前进，一场接着一场地演讲。听众人数越来越庞大，热情也越来越高，但他的头痛也愈发严重。这时从华盛顿传来不幸的消息。仍因俄国之行被批判而痛心的布利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列举他在巴黎的桩桩罪状以进行报复。当说到兰辛曾参与批判时，这位国务卿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否认了。“天哪！”威尔逊大声呼喊着，“我真没有想到兰辛会这么做。”9月26日一大早，威尔逊一病不起，剩余行程被取消。一个星期后严重中风使他局部瘫痪。他再未能有力地行使总统职责。他的游说之旅最终徒劳而废，条约在参议院未获批准。后来，美国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签署单独条约，并且从未加入国联。

1924年，威尔逊去世，他的努力以及与他有共同理想的和谈者们的努力并未完全白费。《凡尔赛条约》及以之为典范的与战败国的单独条约，还包括与领土和赔款相关的规定等，或许早几个世纪就有，但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国联盟约最初并不完善，国联将自身写进了后面的条款：监督公民投票、管理萨尔和但泽，并且监控委任托管权。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意在基于共同的人性以及超越民族利益的国际准则构建永远公正的法庭，以审判德皇这种违反国际道德的人。但这些条约在战争岁月里遭到了攻击，这通常是因为它们还不符合这些标准。

后来，将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任何错误都归咎于和谈者及其1919年在巴黎制订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常事，正如人们轻易放弃了对民主的希望。摊开双手，并无助地耸肩是最有效的逃避责任的方式。80年后，对于巴黎和会的指控仍很风行。“最后的犯罪，”《经济家》在特别千年问题中断言，“是《凡尔赛条约》，它的苛刻条款必然导致第二次战争。”这忽视了个人的作用——政治领导者、外交官、士兵和普通投票者——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

尽管希特勒发现《凡尔赛条约》是他宣传的天赐良机，但并非因此而发动战争。即便德国仍保持原有边界，保有所需军力，可与奥地利联合，他仍会有更多要求：摧毁波兰，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更重要的是征服苏联。他要为德国人民扩张空间，摧毁敌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布尔什维克。然而《凡尔赛条约》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当然，和谈者们在1919年也犯了一些错误。他们对非欧世界的随意处置激起的仇恨使西方至今仍在付出代价。对于欧洲边界问题，他们煞费苦心，最终各方仍不满意。但在非洲，他们用惯有伎俩瓜分领土，以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在中东，他们将不同民族随意拼凑在一起，伊拉克最为显著，一直难以凝聚成和谐的市民社会。他们能做得更好些，当然也能做得更糟糕。他们曾尝试建立更好的秩序，即便是愤世嫉俗的老克雷孟梭。可他们无法预见未来，更无法去控制它。只能看后来者了。1939年战争的爆发是这20年中而不是1919年的诸多抉择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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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12）

一切会截然不同，如果德国当时被彻底击败；或者，如果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般强大——并且它愿意利用这种强大；如果英法未被战争削弱——或者它们软弱得使美国不得不插手；如果奥匈帝国不灭亡，如果在其基础上新建的国家不曾相互争斗；如果中国不那么软弱；如果日本更相信自己；如果各国承认的是有实权的国联；如果战争把世界彻底摧毁，那么人们就会迅速思考维持国际关系的新方法。无论如何，和谈者必须应对的是现实，而不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周旋于许多重大而艰难的问题之中。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还未造成更多破坏前，我们该如何去包容它？我们该如何驱逐战争？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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