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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过战斗的情景。北约飞机在高空像一颗飞速划过的流星，南联盟防空的炮火像从地面向高空飞腾的小火球，接二连三地奔向那颗流星。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小火球达不到流星的高度，便纷纷陨落，而流星继续向既定目标飞行，接着就可以看到飞机投弹爆炸的火光和烟尘，继而可以听到巨大的爆炸声。有一次，一枚巡航导弹从低空曳着火光呼啸掠过，仿佛就在头顶，在楼顶观战的馆员纷纷卧倒。从那以后，我们要求馆员不要到楼顶“观战”，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后来大家改变了“观战”地点，有时在院子里，有时在没有遮挡的楼前广场上。当然，这里同楼顶比起来，观察的效果显然要差得多。

在同留在贝尔格莱德的使节的交谈时，大家都对局势表示不很乐观。北约的空袭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军事目标已经炸过几遍，北约要炸的民用设施也所剩无几，南联盟方面还没有屈服的迹象。北约轰炸已成骑虎之势，停止轰炸就意味着失败，这是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无法承担的责任。南联盟还未到山穷水尽，尚能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北约不能停止轰炸，并且还要硬着头皮扩大轰炸，制造更多的轰动效应，更多的流血事件，动摇南联盟上下抵抗的决心。

我馆撤退到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的人员已经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多月，使馆对他们殷勤接待，多方关照。刘古昌大使对罗马尼亚使馆人员说，接待好南斯拉夫使馆来的避难人员是驻罗马尼亚使馆的政治任务。但是，几十人住在罗马尼亚使馆，也是负担，且从形势判断，轰炸不会很快停止。经请示外交部同意，决定将他们转移到国内。他们临离开南斯拉夫使馆时，只带了轻便的行李，很多常用的东西未带，多有不便。使馆决定派人给他们送行李。他们知道后，打电话给南斯拉夫使馆，请求不要派人送行李。他们说，路途遥远，且有北约轰炸，恐有危险。他们表示，他们能够克服困难。

也有宁静的夜晚，那是飞机不飞，导弹不投的阴雨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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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夜莺的歌声（3）

我在使馆院子里散步。忽然，从树丛中，传来夜莺的鸣啭。呵，战地夜莺，在多少炮火轰鸣的夜里，剥夺了你的歌声。在我饱经磨难的一生中，夜莺的歌声，多少次拨动我的心弦，留下温馨的记忆。记得在孩提时代，我偶然听到果戈理的配乐小说“五月之夜”。在那月色溶溶的夜里，树影轻轻摇曳，小河在如银的月光里波纹微漾，清丽的夜莺的歌声，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婉转低回，有时似悠扬的赞歌，有时似深情的倾诉，有时似如梦如幻的浅吟低唱。歌声在这光与影的交辉中回荡，和夜色汇成奇异曼妙的交响乐。我被震撼了，第一次感到文学的魅力是如此强劲，它有摄人灵魂的力量。

在驻苏联使馆（那时苏联还存在）工作时，每当春日深夜，我从办公室带着满身疲惫出来，在使馆的院子里散步时听到夜莺的鸣啭，浑身顿觉轻松，仿佛一双神奇的手，轻轻地拂去疲劳。我和几位同事还特意用录音机把夜莺的鸣啭录下来，在空闲时播放。我记得，有一次，时任驻苏联大使杨守正在使馆孔雀厅宴请宾客，席间，突然响起夜莺的鸣啭，宾客茫然四顾，哪里来的这美妙的夜莺的歌声？当弄清楚这是录音的时候，大家会心地笑了，齐声称赞杨大使的巧妙安排，真是奇思妙想！

而现在，我发现，夜莺的鸣啭却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声音断断续续，带着颤栗，带着胆怯，昔日欢乐流畅的旋律变了调，鸣啭中带着某种悲怆，也似带着对这个莫名其妙世界的思索，带着对人们遭遇的怜悯。是的，当你走在大街上，虽然秩序如常，但已经没有欢声笑语，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却带上了这夜的阴雨。透过这种表情，可以看到人们内心的痛楚，他们的心在流血啊！即便如此，人们还有企盼和希望。我看到，到市场上买菜的妇女们，没忘记买一束丁香花带回家里。花，象征着爱情，象征着和平，象征着幸福。这表明人们对未来还是满怀希望的，表明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正如这夜莺在炮火间隙中鸣啭，它用歌声，企盼和平，企盼爱情，企盼幸福……

这是一个被摧残了的春天……

这是被蹂躏了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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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安全牵动人心（1）

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使馆义不容辞的职责，尤其在危难时刻，南斯拉夫华人的安全牵动着使馆，也牵动着我的心。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国内商界兴起“两南热”。“两南”，就是南非、南斯拉夫。“两南热”的含义是：出国经商的人们看好南非和南斯拉夫的商机，争先恐后地到这两个国家“淘金”。当时，贝尔格莱德和北京有直达航班，每周的班机上都人满为患。于是，在这个昔日很少有人光顾的国家，华人急剧增加。据南斯拉夫方面统计，在南逗留的华人有两万多人。据我驻南使馆估计有七八千人。

随着华人的增加，我驻南使馆领事工作量也逐渐增加。华人被打、被抢、被杀各种事件屡有发生，商业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我馆同南联盟外交部及其他部门的交涉急剧增加，使馆领事部为华人排难解纷，也忙得不亦乐乎。南斯拉夫方面为控制来南华人数量，采取了严格的居留登记制度，每个入境华人只给三个月居留期，逾期不归被视为非法逗留，一旦被发现，将被罚款、拘留或遣送回国。延长居留登记手续繁杂，且经常遭到拒绝。来南经营企业或者办餐馆的华人叫苦连天，纷纷向使馆投诉。就连在多瑙河上办餐馆的杨战军夫妇办居留也屡遭拒绝。我馆就此多次同南斯拉夫外交部领事司交涉，领事司答应同内务部协调解决，但往往不见效果。

为了能较快解决问题，我直接拜会南斯拉夫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我对内务部长说，当此西方对南斯拉夫进行制裁，南联盟经济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时候，中国人来到南斯拉夫，带来了资金，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部分满足了居民需求，也增加了南斯拉夫人就业机会，帮助了老百姓渡过难关。应该说，这些中国人对活跃南斯拉夫经济，为其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南方应当对他们表示欢迎，应当给他们延长居留登记并简化手续，而不应当采取排斥的态度。尤其对在南长期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应当给予较长的居留期。斯托伊利科维奇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并直接道出了南斯拉夫人的担忧。他说，你们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13亿人口，而南斯拉夫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总共1000万人口，他们担心中国人大量涌入，把南斯拉夫淹没了。最后，他还是答应对在南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手续。我记得那一次还就一个被拘留的中国人进行了交涉。这个人在贝尔格莱德大街上看到迎面来了警察，拔腿就跑。警察把他抓住，投入监狱。此人在南联盟合法居住，那一天他身上没带护照，怕警察找麻烦，想逃之夭夭。这使警方怀疑他是犯罪分子，严拘不放。内务部长答应进行调查，如确是守法逗留，将予释放。后来这位中国公民获释，他的妻子为了表示感谢，在我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时，给使馆献了花篮。

提起南联盟内务部长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一段故事。可能因为他掌管内务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的清剿由他负责，所以北约宣布他是南联盟的五个战犯之一。我曾请他到位于多瑙河上的中国饭店做客，他应邀前来，戒备甚严。事先他派警察把守通往饭店的路口，河上也派出小艇巡逻。当然，饭店里除了他的同事外，没有其他宾客。席间，我同他谈的仍是华人在南的处境问题。他酒量不错，言谈也挺豪爽。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他自然也被撤换。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和北约向南斯拉夫新政权追索战犯。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称，2001年5月南联盟总统科什图尼察访美后，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许诺在议会通过《与海牙法庭合作法》，但这一承诺未能兑现。美国国会穷追不舍，将2002年3月31日定为最后期限，要南方把5名战犯和其他10名嫌犯送交海牙法庭，否则将冻结4000多万美元的援款。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几小时，塞尔维亚政府对4人（米洛舍维奇此前已引渡到海牙）下达了逮捕令。此后，塞尔维亚议会上下两院先后通过了《与海牙法庭合作法》。根据这项法律，所有在南境内的已受到海牙法庭指控的战犯嫌疑人都在引渡之列。4月11日，就在《与海牙法庭合作法》刚刚在公民院通过之际，斯托伊利科维奇在议会大厦前举枪自杀。当然，这是后话。

书归正传。在这场战争风暴来临前夕，有的华人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做法，离开南斯拉夫回国，或者到邻国暂避。但这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华人留下来，观察风色。大家开始时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刹那间雨过天晴，大家可以照常做生意。

在这一非常时期，信息非常重要。绝大部分华人不懂塞尔维亚语，听不懂当地的广播和电视，对时局很不了解。为了让华人了解情况，我馆多次举行吹风会。第一次吹风会由我主讲，第二次由武官和研究室主任主讲，出席的人非常踊跃，大厅和走廊都挤满了人。使馆印发了南斯拉夫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防空袭知识等材料，领事部还开设了一条热线服务电话，由使馆负责领事工作的张存良负责，24小时开机，随时向华人提供咨询。由于询问电话接连不断，张存良同志睡眠不足，嗓子都嘶哑了。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使馆向驻南华人提出了六点可行性建议和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就有关问题请示国内，并请我国驻南斯拉夫邻国使馆予以协助。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2）

在北约开始空袭的第二天，使馆领事部刚一开门，立即涌进三百多华人。他们急切要求使馆提供撤离到第三国的证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平时我馆领事部只有一人主持工作，一名编外协助，此时编外同志已撤离到驻罗马尼亚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来找我商量，我决定抽调研究室、办公室、文化处、武官处所有能抽出的人都到领事部协助工作，甚至临时寄居使馆的两位记者夫人也赶去帮忙。大家当天废寝忘食，一天开出五百多份证明。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闭馆，无法取得签证，又重新为他们办理撤往周边国家的证明。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来办证和寻求各种帮助的人络绎不绝。

南斯拉夫形势恶化，人们的脸上布满阴霾，华人的情绪也普遍波动。有的人把压抑的情绪到使馆宣泄，大发脾气，事后又赔礼道歉。个别人造谣说，国内要派飞机接使馆人员撤离，不管华人了，甚至煽动其他华人届时截飞机，占领使馆。领事部及时摸清情况，对造谣煽动者进行批评教育，公开表明态度，我们不会撤馆，也不会丢下华人不管。大多数华人表示，只要使馆在，我们就放心了。

北约轰炸不断加紧，战争没有穷期，要求离开南斯拉夫的华人越来越多。但是，离开南联盟的通道却不多。北面邻国匈牙利已加入北约，同南塞已是敌对国家，往来虽未断绝，但盘查甚严，一般很难拿到签证。克罗地亚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挣脱了南塞，两国反目成仇，华人由南塞转移到克罗地亚也很困难。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成为这场战争的前线，过境相当困难和危险。这样，只有向东，经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撤离。经请示国内，决定开辟罗马尼亚通道，把华人送出南斯拉夫国境后，由我驻罗马尼亚使馆接应，有的在罗马尼亚暂避，有的经布加勒斯特乘班机回国。

使馆向旅南华人发出通知，要去罗马尼亚暂避或经罗回国的人到使馆领事部登记。使馆门庭若市，往来登记注册的人摩肩接踵。使馆几乎动员全馆力量接待来馆华人，审查证件，逐一编号，输入电脑，解答问题。使馆人员组成一条工作流水线，快速而有条不紊地做好华人撤离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我把使馆有关人士多次召集在一起，详细研讨华人撤离方案，抓好每一个关键环节，防止出现任何疏漏。这样大规模地集体撤离，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交通工具。登记离开的约四百余人，使馆没有那么多车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想出了办法，因为南斯拉夫机场封闭，已无飞机起降，运送乘客的机场大轿车闲置，使馆租了十辆，运输问题迎刃而解。但是，这样大的车队，是很显眼的目标，如果遇到北约轰炸，可能酿成惨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为防万一，我们同比利时驻南斯拉夫使馆交涉，请其通知北约，同时我馆报请国内，也请国内同北约相应部门打招呼，要北约不要轰炸我撤离车队。此外，我旅南公民出境，还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出境检查；二是携带外币。按照南方的惯例和规定，对我公民出境要逐个检验。三四百人的队伍，通关就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我请李银堂参赞去内务部交涉，内务部答应免检放行。按南斯拉夫规定，外国人出境，只能携出500第纳尔，还不到50美元，这不够一个人在罗马尼亚两天的费用，我只得出面同南方交涉。起初我到南斯拉夫财政部、银行交涉，不得要领，未解决问题，后来我找南斯拉夫海关关长交涉。海关关长是米洛舍维奇的朋友，我和他以前未曾谋面。我们一见如故，他爽快地答应，出境华人可随意带出自己的外汇，不限多少，只是不能为他人携带。至此，旅南华人出境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前，我同海关关长还有过一次未曾谋面的交往。有一次我和同事们到一位南斯拉夫朋友家做客，我乘坐的奔驰300被强盗抢走，司机被打伤。南斯拉夫朋友考虑我暂时无车可乘，送我一辆奥迪A8型车暂用。这次和他见面，才知道是海关送我暂用。我表示感谢，问及何时还车，他说，这辆车我要用多久就用多久。后来，我离开南斯拉夫时，曾去拜会他，向他道别。他送我一支南斯拉夫制造的猎枪，十分精致，还带有持枪证。如同我收到的其他礼品一样，我把这支猎枪交给了使馆。至于那辆车，在北约轰炸使馆时竟然没有受损，在危难时刻成了我及我馆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离任后，我的继任者继续使用。后来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人告诉我，这辆车竟在大使官邸的院里被窃，随后发现在去克罗地亚的公路上被撞毁。这辆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不得而知，也使这辆车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4月3日清晨，使馆院里聚集了很多华人，这是旅南华人出发赴罗马尼亚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携着家眷，行色匆匆。我和他们一一道别，祝他们一路平安。此刻，我打量着他们的表情，感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在北约高密度的轰炸中离开南斯拉夫国土，会感到某种轻松，但离开后是否有机会重返，这里尚有未了的事宜，没处理完的货物，没有挖掘的商机，仍留下几分思念，几缕眷恋。当天乘车离开的总共是211人，登记的四五百人中，仍有一部分选择留下。使馆参赞、办公室主任、领事部负责人及副武官等人同他们一起乘车，护送他们直到罗马尼亚境内，同前来接洽的我驻罗使馆人员交接，做好相应的安排后，才返回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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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安全牵动人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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