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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在清华大学神圣的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纯真的目光时，忽然有了灵感而给出的：也许6月26日那一天，德国凯泽斯劳滕的球场上空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地看比赛：外星人？UFO？或者是隐身的Super　man？要么是一位意大利的天神？也许作为左后卫的格罗索最后时刻神奇地出现在对方禁区本来就是他的安排，而在赢得点球之后，在托蒂罚中点球之后，他原本想去捏我身边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的喉咙，借凡人的声音欢呼胜利，喊出他恶作剧得逞后的快感，但是因为慌张，或者因为激动，他抓错了人。他捏住我的脑袋：说，快说，继续说……

然后好了，天下大乱了，他玩够了，跑了，我道歉了……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可以把握的更好些。后来电话连线，我说：“我是人不是机器……”于是马上有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这些脑袋里长着“文革病毒”的人，你是无法跟他理论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扭曲变态的世界。现在想起来有些古怪的是，事发当时，为什么整个播出系统的前后方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都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反而偏偏做的都是最糟糕的决定呢？难道真的是天意？越抹越黑。

不过，再怎么严重的事也会过去，也许将来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着挑战。那时候我就想到过辞职，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想，如果当时就辞职，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一场半决赛和最后决赛的解说了。那样，给央视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说，最对不起的是那些支持和爱护我的球迷。而这四场比赛的解说，我自认为，在经历了所谓“解说门”风波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专注于业务，不可谓不潇洒，不可谓不超然，甚至自己回头听听，看看网友摘录的“解说妙语”，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那四场比赛的解说，在我自己看来，真正达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

可现在，辞职的事情不也都过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

山的后面是什么，要等登上山顶之后才知道。

4、媒体之讹

我曾经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大多是现场解说，也有些赛后评述，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捏造事实。不过，历数这一年，包括这一年之前，我已无数次“幸福”地成为假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这世界上的假货，姿态千奇百怪，原因也不尽相同。有的假新闻是因为制造者投机取巧，以讹传讹，无意中制造出来。另一类则是制造者怀着异样心理，无端恶意捏造出来。前者大多是产品质量问题，或多或少还有点娱乐性，后者则像拉登的脏弹是一种犯罪。

“五一”期间在青岛签售，采访中根本没有人提起我的“绯闻女友”，但是第二天居然有媒体说我和女儿在家闲着没事听“海豚音”，这位记者想象力真丰富；到了杭州，因为时间急迫和当地书店安排原因，我没能接受某些媒体的专访，结果隔天他们竭尽挖苦之能事，说我耍大牌。假如有心人观察当天同一个城市的两份报纸，就会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版本。这种黑白通吃、雌雄同体的新闻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你又能怎么办呢？时代需要娱乐精神，因此，类似于我这样的所谓名人就只能吃点哑巴亏。有人说这种特殊待遇是当“名人”的代价，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越来越像娱乐圈记者，其实还不如娱乐圈。首先是这个圈子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足球记者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德国世界杯期间，有位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退役运动员，凑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编出来了。记者票本是不能卖的，但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时代，那个人问他，谁是荷兰三剑客？这老兄说他觉得很丢人，但是，“这话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一说。”

“解说门”后，我在柏林住着，当时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他们都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就算我不肯说话，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也是一篇真实的稿子，不用在百度上去扒假新闻了。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是职业操守问题，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

年末的几个月里，关于我的假新闻，更是有“过江之鲫”，“磬竹难书”的势态，每当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理就像打翻了陈醋沙拉和咖啡。据说，在遥远的巴厘岛，那里住着特洛布里安人，种红薯是当地人奇怪的爱好，但当地人谁也不吃红薯，因为岛上自有无数现成好吃又解饱的奇珍异果。特洛布里安人把红薯堆在院子里炫耀，攀比谁堆得更大，然后等着红薯烂掉。我相信，假新闻就好比特洛布里安人的红薯——这种东西本身毫无价值，炫耀之后，就让它静静等待腐烂的命运吧。

5、辞职之前

最终，我还是不顾很多专业评论家的预测，从央视辞职了——很多人曾经撰文说我是个聪明人，不会傻到放弃央视这棵大树——呵呵，你们要是能代替我思考，你们就不是你们，而我也早就不是我了。

2006年11月16日，我离开中央电视台，离开了曾经工作12年的岗位。正如“辞职信”中所言，中央电视台是一棵参天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上的一片叶子。每年的秋风起时，都有些树叶会掉落。而大树依旧挺拔和伟岸。这件事发生之后，又立即有评论说我早有预谋，说我辞职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为了炒作自己。敢问，你们有谁像我这样“炒作”的？鸦雀焉知鲲鹏志？对那些恶意造假者和网络暴力分子，我就是有点狂！

大家关注我的辞职，大概因为雇主是国家电视台的缘故。美国在伊拉克失去一名士兵，全世界立刻都会知道；非洲土著部族的战争死去几千人，也许鲜为人知。央视的主持人辞职，每次都是大事。但我个人的辞职，如果没有夏天的解说事件，其实真的只是小事一桩。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人生选择，它既不会因为媒体的爆炒而风光，也不因为媒体的所谓爆料而增加什么内幕。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与错，因为，我没有伤害任何别人。

辞职的事，大家已经从各种媒体了解到足够的资讯，包括我的个人官网上很详细的视频对话，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我想说说辞职之前，那些依稀还留在我脑海之中的小片断，特别包括了我在央视这个舞台上最后的几次“演出”，这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好在它们都记录在我的博客里，或者被热心网友搜集整理了。

“十年一觉央视梦，留得足球解说名。”

事过多年以后，也许这一切仍会历历在目。我要感谢自己，因为我曾如此深爱我的工作，我曾如此热爱着体育和足球，并以之为自己的生命和事业。至少，在我供职的12年里，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尽力了；我对得起自己的热爱，我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我可以挥一挥衣袖，但是，必定会带走一片属于自己的云彩。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西方戏剧家，写过无数剧本。每当完成一个剧本，他就会立即让周围的朋友阅读。假如朋友们一致夸好，他一定把剧本撕毁重新来过；当然，朋友们一致批评的剧本，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一定会撕掉。这位戏剧家坚持认为，只有那些让人看了又爱又恨的剧本，才是最精彩最值得流传的。

其实，每个人都在谱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剧本。区别是，有人无人喝彩，有人万众瞩目。

有些人喜欢我，有些人讨厌我，我都同样地感激他们。生活到最后都是公平的，真正让我能走出困境并战胜自我的，在最危急的时候无偿无私地帮助我的，是那些真正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的观众。只有他们最清楚我的价值，最了解我的内心，最认可我的人品，最欣赏我的人格。甚至，我能感觉到，他们在我身上，寄托着自己对生命、对人性、对情感的理解和希望，我已经真的不再仅仅属于自己，也不再仅仅代表自己，更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生活下去。他们的支持和厚爱，他们的宽容与客观，在关键时刻，不仅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也许还给了我更多，比如，我说出的那些——多年以后仍然会被人们想起的——连珠妙语背后的——智慧与灵感。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不是一个人！

十年瞬间——无声的记忆

一直以来，我都有些羡慕那些影视演员和歌手。因为不论时间过去了多久，他们的形象或声音都会被保存在各种各样的介质中。容颜会老去，声音会沙哑，但是他们最精彩的瞬间将得以流传。我解说过3000多场比赛，包括12年德甲、6年意甲以及若干场次的西班牙和英格兰联赛，还有三届世界杯、三届奥运会、三届欧洲杯、三届亚洲杯、三届美洲杯、一届非洲杯、两届欧洲冠军联赛和联盟杯赛。只可惜因为客观因素，我的声音没有被一一保存。幸运的是，这些声音伴随着激动人心的画面会保留在记忆里。虽然记忆一星半爪，虽然记忆也会逐渐模糊，但是，那些情绪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虽然我们记不清儿时的每件事，但我们不会忘却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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