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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吴晗待人接物都做到和善可亲，真诚相处，热情帮助，他的人生哲学中，没有虚假和欺骗；认定是真理，又是那样坚决不挠。如对胞妹浦月婚姻问题，巧妙地说服了他父母的包办；对于与袁震同志的结合，虽遭到母亲和亲朋的反对，但他坚定不移地以友谊为重，冲破重重阻碍，还是和袁震结为伴侣，“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旧社会里是不容易办到的。这些高尚的品德，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他的*思想和进步倾向也不是一朝而起的，在青少年时期已有萌芽：早年和我的舅舅吴璋（他是很早的共产党员，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是亲密朋友，曾由吴晗介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那日常共事和生活当中，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和对*与进步的要求上，都有共同的理想。

吴晗和我父亲的来往信件中，很能说明吴晗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初、中期的思想作风，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价值。我在家乡空闲时曾把它装订成册，并保存有几帧照像，无奈在“*”中当做那帮人的“宝贵的罪证”，连同我父亲一切遗物遗像都一股脑儿焚毁，一无所存了。

青少年时期我和吴晗相处，了解到他是一个严谨治学，思想进步，为人善良，正直不阿，苦学成名的学者。后来，他由一个爱国的*主义者，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海瑞罢官》的文章和戏剧我都有时间欣赏过；这是吴晗的历史研究和艺术结合，正是他的光辉成就，亲朋之间是喜悦的。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这是一场文字之冤。

庆幸党的正确领导，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冤案得到了昭雪，这是党和人民的胜利。我以师兄弟加朋友的情谊，如实反映一些吴晗同志青少年时期的点滴事迹，以表达我们的深切缅怀。

（原载《北京盟讯》1984年第9期）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1）

吴晗同志被“四人帮”*致死已经15年了。每一念及这一千古奇冤，辄悲愤填膺，不能自已。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与我同乡、同学、同庚，后又一同参加*同盟，从事*运动。许多同志常戏说我们两人有“四同”之雅。我们都生于1909年农历八月，他仅长我十多天。我是浙江武义人，他是义乌人，同属浙江金华府治。当时浙江教育落后，县城连一座中学都没有。只有府城才有一座中学与一所师范。金华旧辖八县，即金华、兰谿、东阳、义乌、永康、浦江、武义、汤溪。金华为府城所在，设有省立第七中学与省立第七师范各一所。1921年我在武义壶山高等小学毕业后，去金华投考七中，春晗也是这一年考入七中的。同班中以我们两人年龄为最幼，还不满12周岁。我们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受了旧社会结拜兄弟的思想影响，还交换了生辰八字，结为金兰之好。春晗天赋过人，一目十行，从幼有神童之目。12岁就学会写旧体诗。我们都自恃天资高，不认真听课，整天偷看古典小说。当时金华有一家世界书局，专卖廉价的石印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今古奇观》、《野叟曝言》等等，这些小说印刷恶劣，字体细小，极伤目力，因此我们两人都变成了近视眼。我13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在七中读了一年，我因家庭经济关系，次年就转入第七师范（当时师范免交学杂费，膳费公家补助一半）。吴晗仍在七中上学。我转学以后，我们比较疏远了。后来听说他经常出外喝酒赌博，深夜返校，越墙而入，被学校记过多次，只因碍于他父亲的情面，未被开除。1926年我七师毕业后，来北京上学，考入北京大学。我与春晗不通音讯，约有五六年之久。

1931年8月间，我忽然在北平《世界日报》上看到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名单中有“吴春晗”其人。我就写一信去问他，是不是金华七中的吴春晗，并告诉他我住在北大西斋。春晗收到我的信后，第二天就从清华跑到城里来看我了。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家驹，败子回头金不换，我已经完全改过了，只是现在香烟还没有戒掉。”我说：“改过就好，抽烟算不了什么。”他告诉我七中毕业后的生活经过，从此我们又来往如初。他来北京是胡适的关系。胡适原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春晗曾在中国公学上过学。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晗想转学入燕京大学，因英文成绩是C，燕大不同意他转学，于是就在燕大图书馆当临时工。他原来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因为数学考了零分，未被录取，又改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本科是不考数学的一说是考数学的，吴晗还是考了零分，但清华鉴于他文史考的好，破格录取了。，被录取了。胡适对吴晗是非常赏识的，他曾一再对人说：“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我认识胡适也是吴晗介绍的。1932年春，我在北大经济系还没有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看到我写的一篇题为《抵制日货史的考察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文章，他大为欣赏。回北平后与吴晗谈起，吴晗约我去看胡适，胡适就介绍我到陶孟和先生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但我对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是深抱反感的，他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主张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征服中国人民的心；又说，我们要再等50年才有资格抗日等等谬论，极为进步青年所不满。而吴晗当时却是胡适“读书救国论”的崇拜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人的私人友谊。我在1932年北大毕业后，即在社会调查所做研究工作，自己租了一幢房子，与我母亲、姐姐同住在一起（当时我尚未结婚）。吴晗每逢周六就到我家里来度周末，有时陪我母亲喝酒，或打小牌，我也经常去清华看他。他在清华读书时期，已写了许多文章，如《胡应麟年谱》、《〈*〉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不但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十分成熟，许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对吴晗也另眼相看。我们两人虽所从事的专业不同，他搞历史，我搞经济，但我们发表了著作以后，总互相赠阅。而且由于我们交谊密切，凡是吴晗的朋友，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反之，凡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吴晗的朋友。我们都对当时的政治不满，但他仍埋头于他的明史研究，没有参加学生运动。老实说，那时候，吴晗还没有接受*主义。。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2）

吴晗的思想转变是在昆明联大教书时期。他目击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统治，感到十分愤慨。他由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现实的教训使他离开了象牙之塔，奔向革命的洪流。他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无论是监牢或杀头，都阻止不了他的前进。抗战时期，我在广西，颠沛流离于桂林、香港之间，而吴晗执教于西南联大。我们虽然很少通信，但都知道彼此的情况。许多朋友告诉我，吴晗参加了中国*同盟，成为昆明著名的*战士。他写文章、讲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闻一多、李公朴等共同战斗。我虽然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我深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和刚强不屈的浙东山区人那种倔强性格。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绝不会回头的；他也深知道我，了解我，我们心心相印，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北平再次会面了。那是1949年的3月间，我刚从香港来到北平，吴晗也是从蒋管区间道来到解放区的，但他比我略早一些，我们都住在北京饭店。我们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当时他主持北平民盟市支部兼在民盟中央秘书处工作，我也参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我们除了同乡同学之外，又增加了民盟的同志关系，我们经常往来。他当时还负责清华大学军管会，他邀请我去清华教课，聘我为清华教授。我还介绍了王亚南同志任清华大学教授，亚南同志教了不到一年，*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才离开了清华。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吴晗，再也不是抗战以前埋头读书不问世事的了。但他对胡适还是敬仰的，书房里挂着胡适赠给他的一副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类的话。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这完全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是一个史学家，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做官不是他的素志，也非他所愿。他曾向毛主席、周总理表示过不愿做官，仍想教书，以后党的领导说服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也被任命为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的副局长。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教书的工作岗位，做起行政工作来了。但他除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和北京市民盟工作以外，仍继续搞他的明史研究，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他的兴趣显然不是在做官而在学术工作上。我也继续写一点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

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例子就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志，你既然鼓励大家大胆写文章，你自己写文章为什么要用笔名呢？”吴晗同志说：“我用笔名决不是有什么顾虑。好，从今天起，我以后写文章，一律用真名，不再用笔名。”他看政治过于单纯，由此可见一斑。

吴晗自投入政治舞台以后，一直是一帆风顺的。他除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以外，还兼了十多个职务。正因为他政治上一帆风顺，他不自觉地滋长一种自满情绪。他是以*人士身份参加政府工作的，后来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一次在民盟中央开会时，吴晗说了一些低估*党派工作的话，楚图南同志委婉地加以批评。楚老是老党员，他的党龄比吴晗要长得多，然而楚老始终谦虚谨慎，不像吴晗那样锋芒毕露。这要算是吴晗性格中的一个缺点吧，与他政治上遭到挫折，也多少不无关系。。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千家驹　缅怀吴晗同志（3）

当然，“四人帮”对吴晗的蓄意*是另一回事。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于1960年，说这个历史剧是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恐怕是吴晗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对毛主席绝对信仰，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吴晗一贯的政治态度。当彭总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时，我们这些*党派的朋友都是相信毛主席是正确的，吴晗更不例外。说吴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真是冤哉枉也。其实，文痞姚文元之流，何尝不知道吴晗与彭德怀毫无关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免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四人帮”的目的是要借吴晗这篇文章打开一个缺口，以打倒当时主持北京市委工作的彭真同志，但是这一步棋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当文痞姚文元发表他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1965年11月间），我正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学习组，在四川参观访问（1965年全国政协组织一参观团，赴川、贵三线参观学习，参加的有胡愈之、周培源、朱光潜、冯友兰、叶圣陶等同志）。当时我们这些朋友谁也料不到这是一场政治上十二级台风前夕的信号。我们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问题。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没有说吴文是为彭老总翻案。姚文只是说吴晗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吴晗剧中提出的“退田”，是为“分田到户”打掩护的，他根本未提到为彭老总翻案的问题。以后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罢了官，所以吴晗写此剧本来为彭翻案”。这才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案联系起来，深文周纳，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按照“四人帮”的部署，通过批判吴晗，揭出“三家村”，通过“三家村”，揭出“彭罗陆杨”，再通过“彭罗陆杨”，揭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可见批吴晗的最终目的是在彭真与刘少奇同志。为了达到阴险的政治目的，吴晗竟平白无故地成了“*”开场祭旗的牺牲者。

现在，吴晗的冤案早已得到了*，“四人帮”和康生一伙也受到了历史的裁判。但每念及吴晗在“*”中，不仅受到了精神上的摧残，还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据说连他的头发也被拔光了。像这样一个刚直无私，忠心耿耿，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一代学者，竟得到了如此的结局，真是公理何存，天道宁论！

我常想，如果吴晗不参加政治活动，继续做他的教学研究工作，以他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明史的深厚造诣，加以他那聪敏过人的天赋，孜孜不倦的努力，他作出的贡献，将不仅在我国史学界，即在世界史学界也将放出光辉的异彩。吴晗的惨死，对中国学术界的损失，真是难以估计啊！他被害时年仅60岁，这正是他学问上成熟的时期，正是他大有作为、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他的不幸逝世，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不幸。回首前尘，缅怀老友，不禁涕泗交流，感慨系之矣。

（原载《吴晗纪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明忆　老同学高申甫先生忆吴晗

重阳节后的一天夜晚，踏着蒙蒙细雨，我们在热情的李老师夫妇的陪同下来到一幢临街的楼房。登上四楼，叩响了走廊尽头处——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的同学，76岁高龄的高申甫先生的家门……

走进了高先生简朴的住所。我们细细地打量着这位老人：几十年的沧桑过去，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烙印。但是隽智的眼神，宏亮的话音，仍不失其当年的风采。

高先生谈锋很健，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并得知义乌将举行“吴晗故居”揭幕仪式等纪念吴晗的活动后非常高兴。

正邪自古如冰炭。他为吴晗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评价更感到高兴。

我们问道：“高先生与吴晗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他略微想了一会儿说：“我与吴晗的相识是在1928年，那时我们一起报考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恰好我们坐在一起参加考试。吴晗原先在杭州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因为之大停办，他才来报考中国公学。他的成绩不错。”高先生款款说着……

通过这次相会，他俩成了好朋友。

同年夏天，他俩都跨进了地处上海吴淞口的中国公学。吴晗在历史系学习，高先生在文史系学习，因此有许多课是在一起上的。他们时常往来，亲密无间。

那时的中国公学宿舍，有新房子，也有旧房子。吴晗住在旧房子二楼，二楼四个人一间，面向大海，海风阵阵，风景很好。中国公学的食宿费很低，因此吴晗勉强可以支撑。“吴晗那时生活很简朴，穿一件蓝布衫，一双布鞋，每天除了读书抄写卡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善于与人交际。有时他自己翻译一些东西，写一些小文章，换得一些稿费……”随着高先生的叙述，我们仿佛看见了吴晗同志当年在校园苦读的情景。

吴晗后来回忆学生时代读书生活时曾经说过：“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是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别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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