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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焦芳不仅仅歧视江西人，对其他南方人一并歧视，就是谈到古人也忘不了诋毁南方人，他专门作《南人不可为相图》进献给刘瑾。因为刘瑾是陕西人，他拍马屁增加了陕西乡试名额，当然也不忘给自己的家乡谋福利，将老家河南的乡试名额增至九十五，同时给山东、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为刘公公和自己的家乡造福，别的北方省搭便车利益均沾。直到刘瑾、焦芳事败，被皇帝惩治后，各省乡试名额才恢复到原来的数额，一个大学士，如此明目张胆地搞地域歧视，看起来源于个人恩怨，实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这种将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绑在一起，共享荣光和耻辱的落后观念，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关。

古代中国是个立足于乡土的社会，多个朝代都有家乡五百里以内不许为官的回避规定，就是要防范地方势力。一个人通过科举出来做官，同乡是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官员乡土情结割舍不断，因此官场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见而以籍贯论是非。同乡总是互相提携，互作奥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个朝代，以籍贯为营垒的权力暗斗都很厉害。而科举是士子进入官场最主要的路径，哪个省科举成绩好，哪个省在官场的势力就会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于北方，这和北方开化更早，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宋代以后风水转过来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躏，所谓“洙泗地，亦膻腥”，孔孟的故乡也在异族统治下。反过来南方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南方人在政治版图中的份额越来越重，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南方人的科举成绩越来越好。

宋代简直是江西人的朝代，无论政治、文化都是天下楚翘，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文天祥、晏殊父子这样的人举不胜举。明、清两代，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科举成绩更不得了，这和南方更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而重视教育的基础是这些地方经济上更为发达。明、清两朝为了平衡南北的政治势力，在乡试份额上已经对北方有所照顾，南方有所抑制。即使这样，江西、江苏、浙江这些省在科举中，成绩还是远远地超过其他省。焦芳裁减江西乡试名额是釜底抽薪的毒计，因此每三年江西参加会试、殿试的基数大幅度减少，那么中进士的人数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进士的人一减少，那么当知县，入翰林院，最后做部院大臣，直至进内阁的人就会减少，当地的政治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焦芳所谓南人奸邪，不能为相的论据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南方科举的成绩好，进入官场的当然更多，这有什么奇怪的。而其他做官的人一多，其中贪赃违法的官员绝对数也会比别的地方多。杨廷和所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清末有一个故事，戊戌变法失败后，专门举行一次经济科的会试，广东举人梁士诒文章写得很好，深得主考官之心，本来想录取为第一名的，上报给老佛爷批示，老佛爷看到他是广东人，心里就不高兴，康、梁这些“乱党”多出自广东。再看他的姓名，和梁启超同姓，和康有为同名（康有为名“祖诒”），更是极不舒服，大笔一勾，这个“梁首康足”的才子就名落孙山了。而第二名是后来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喇叭抬轿子的杨度，他也来自“乱党”很多的湖南，同样受到连累，丢了功名。老佛爷这番行为，可是地域加姓名的复合型歧视。

严嵩的才气和乾隆的自知之明

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权臣，和明代弄权的太监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相比，严嵩是个科第出身的大才子。其文才不仅那些宫内宦官难以望其项背，即使是在同时代的文臣中间，也为世人公认。可惜他和严世蕃父子两人是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干起坏事来水平更高。

史书记载严嵩长得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出生江西却不说方言，一口标准的官话，仪表为文臣中的第一流，且在当兵科给事中的时候，政绩不俗。这是当然是他发迹的本钱，但他最大的本钱是“一意媚上”，揣摩皇帝的心思。在皇权时代，应当说这不是个特别耻于提及的毛病，而是生存的必须。皇帝欣赏他一是青词写得好，嘉靖希望长生不老，好道教，喜欢用青词来向上天祈福，当时入阁的大臣大多写得一手好青词。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帝让人制了五顶道士戴的“香叶束发巾”，赐给大臣。同在内阁的严嵩的同县老乡夏言认为有失体统，不愿意戴，因此得罪了嘉靖。而严嵩不但美滋滋戴着这顶道冠去拜见皇帝，而且在道冠外笼上轻纱，以示御赐之物，当倍加珍惜。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那时候讲“雷霆雨露，皆是圣恩”，君有赐不能不受。严嵩之坏，在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卖官索贿，将夏言、杨继盛等耿直之臣迫害致死。后来严嵩的儿子被杀，孙子充军，家产被没收，而他活到八十多岁，晚年乞食于墓地。——即向祭奠祖宗的人讨剩余的供品果腹，下场够惨的。

这个大奸臣，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非常棒，和宋朝两大“奸臣书法家”蔡京、秦桧的水平相若。可以想象，他当权时，不知有多少人求其墨宝，其书法的润笔费用绝对是让人咂舌的价码。政治人物的书法价码随着权势的消长而涨落，是一条规律。严嵩身败名裂后，他的书法盛名也被他的奸恶之名淹没了，但毕竟还是有些手迹留在后世。

据齐如山在一本书里记载，清代京城有顺天府乡试的贡院，顺天府乡试为“北闱”，乃天下乡试第一，皇帝非常重视，主考官都是尚书衔的。可这个贡院的大殿匾额上三个大字“至公堂”，是严嵩所书。

这样一个为朝廷选拔俊才的堂皇之所，悬挂的竟然是大奸臣题写的匾额，谁也会觉得不舒服。乾隆帝想把它换掉，便命令满朝书法好的写这三个大字，他自己作为喜好舞文弄墨的天子，也写过无数遍“至公堂”，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御笔和满朝文臣所书，都不如严嵩，只好罢了，仍然让奸臣的字高高悬挂。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总以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很骄傲的皇帝。当然，这个号称“十全老人”的富贵天子有资格骄傲，他当政六十年间，至少表面上的文治武功超过前代。因此他很喜欢风雅之事，比如吟诗题词什么的啦。

说老实话，尽管他留下了一万多首诗，但没有人把他当诗人，因为他的诗大多是咏太平盛世的顺口溜，没什么诗味。他的字，是典型的“富贵体”，粗大、媚俗、中规中矩，现在许多地方还能看到。乾隆的字虽然没有风骨，有“墨猪”之嫌，但一笔一画和字的构架的基本功还在，放到今天也算是上品了。

可骄傲的乾隆帝面对前明奸臣严嵩的题字，他竟然是就书法论书法，没有因人废字，自己的“富贵体”不敢取而代之。——难得这个“十全老人”此番头脑清醒了一次，没有骄傲到自认为老子什么都是天下第一。

海瑞这样的官有一个足矣

和扬帆出海的郑和一样，海瑞也是个回族。今天人到中年的人对他恐怕不会陌生。

《明史》说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这老兄“憨直”得实在是可以。他在淳安当县令的时候，顶头上司胡宗宪的公子，前呼后拥经过当地，因为驿站的小吏触怒了胡公子，这个衙内便将驿吏吊了起来。海瑞知道了，将胡公子捆了起来，说：“曾经胡总督巡视，下令沿途地方官不可铺张。今天这一行如此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没收胡公子数千两银子纳入公家仓库，然后再告诉胡宗宪。史载：“宗宪无以罪。”

哪怕胡总督心底里对海瑞恨得咬牙切齿，但表面上确实不好怪罪海瑞。海瑞玩的这一招很高明，他用“显规则”来对“潜规则”。上司你不是说要轻车简从，不铺张浪费，只搞“四菜一汤”吗？如果承认这个利用父亲权势的人是自己孩子，那在官场上多狼狈呀。私下了该怎样做，彼此心照不宣。只有憨直的海瑞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拿领导台面上的话当真。

海瑞敢这样对上司，是因为他有本钱。这个人没有后代，自己两袖清风，道德上没有什么瑕疵能让别人抓住。史载海瑞当县令时，“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给母亲过寿，也就是从菜市场上买两斤肉。如果哪位有权势的人硬硬地去整这样一位公共舆论给予高度评价的清官，等于自己毁自己的名声。只要和海瑞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谁也不至于这样傻。所以对于做出捆绑胡公子这类小事的海瑞，上司不但不能怪罪，在公共场合还要表扬他，提倡他的精神和做法——虽然说这话的人知道自己和大多数官员不可能像海瑞那样。

海瑞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是另类，是稀罕物。他不但没被搞倒，后来还升任了户部主事。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为大明朝廷整顿财政不就得了，他不，也许财政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并不适合他。海瑞在官场，唯一的目的似乎是用自己个人道德操守来衬托别人的不堪。他对上司胡宗宪那一招又用到了所有人的上司——嘉靖皇帝身上。

当时嘉靖帝享国日久，荒于政事。海瑞上表，演出了一出“骂皇帝”的戏。他说嘉靖皇帝“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这简直把皇帝比作商纣王、隋炀帝那样的主，皇帝看完后，大怒，将奏章扔到地上，对左右说，马上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跑了。

天子震怒，要杀他不是一句话吗？皇帝身边的宦官黄锦倒不糊涂，劝谏皇帝，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知道触忤当死，买好了棺材，和家人告别，把家中仆人遣散，自己根本不跑，就等着皇帝去抓他。

这一提醒让皇帝明白过来了。人家根本不怕死，杀死他倒成就了他冒死上谏的千古令名，自己反成了残暴之君。所以皇帝说，此人像比干那样，可是朕不能当纣王呀。但心中的怒火还是熄灭不了，只好把他抓进大牢里，不处理他，让他呆着。不久皇帝驾崩，新皇即位，给海瑞也给天下百姓一个面子，赦免海瑞出狱。

明代皇帝虽然专制，但是受礼法约束。皇帝的权力是硬的，而礼法的力量则是软的。如果皇帝什么都不顾，心想老子就做个桀纣之君又怎样，海瑞死十次也不够。可大多数皇帝对历史评价还是有敬畏感的，尤其当皇帝的年头越长，越考虑身后名声。杀了他，等于毁自己名声成就人家。不杀他，他好好地活着，还有了让人传诵的千古美名。怎样做，都是海瑞赚了皇帝赔了。大概因为皇帝发觉海瑞是有意击中自己的软肋，因此让他呆在牢房里，反正老子在位一天你一天别想出来，以后谁怎么处理老子管不着。

虽然皇帝和大多数官员不喜欢他，但朝廷总得需要这样的官员来装装门面。葛剑雄先生说海瑞“非常不得官心”，说他在官场是非常孤立的。这是自然的道理，如果在民选时代，这种人倒能像马英九那样，靠“不粘锅”这类人格魅力来吸引选民投票。而在帝制时代，政治是对上不对下，谁能和这样令官场同仁避而远之的人做同道？

海瑞这样的官员，朝廷有一个来起道德楷模的作用，就足矣。大多数人不可能都像楷模一样，这类先进典型在朝廷中没有推广的可能，《明史》说他“诚为人所难能”很恰当。

张居正不可能重用海瑞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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