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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孟学派整理，在战国后期成书。

《中庸》集中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子思将“中庸”从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价值本体的层面，提出“中和”的重要范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致中和”，就能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同时，子思还将“诚”提升为道德觉悟的枢纽，“五行说”在子思这里也能找到源头。

孟子是“思孟学派”的核心。孟子对儒家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在孟子提出“性善论”之前，己经有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

第一种认为：人性既不善又不恶。持这种观点的是告子。告子说：“人的本性是没有善恶分别的，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它就像水流一样，你往东方挖沟，它就往东流；你向西方开渠，它就往西流。它的流向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引导，它本身是不辨东西的。人性正如水流：人性不分善恶，就像水流不分东西。”这个看法很有代表性，影响也很大。孟子的反驳同样巧妙：“水固然可以不分东西，难道它还能不分高低？水往低处流，这才是水的本性。而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人的本性。”

第二种主张：有一些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另外一些人的本性是恶的。即便是亲兄弟、亲父子，本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举例子说，大家都知道舜，那是上古传说中的明君，是天下有数的圣人。可是他的父亲瞽叟，却是一个脾气暴躁、无恶不作的大恶棍。为什么一脉相承的亲父子、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表现竟然会截然相反呢？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天生的性善，而另外一些人天生就邪恶。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0）

第三种则认为：同一个人的本性之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成分。至于人最终性善、还是性恶，主要看环境给他的影响，也就是环境使他本性中的哪一方面得到充分发展。我们通常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举例来说，一个人如果出生在周文王、周武王统治的王道盛世，就会自然而然的本性向善，成为一个善人。而他如果出生在周幽王、周厉王之类的昏君统治下，就会发展本性中邪恶的成份，长成一个恶人。

以上三种人性论在孟子之前已经盛行。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三种人性观点仍是深刻和有价值的。孟子对这三种人性理论吸收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主张。

首先，孟子指出每一个人都天生具有四种善端。

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一天，你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一口水井边，眼看就要掉到井里去了。这时候周围没有其他人。你会怎么办呢？你当然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把这个小孩救到安全的地方。孟子接着追问：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救小孩的举动呢？是因为你和小孩的父母是知交好友吗？不是，可能你和小孩的父母素不相识。是因为你讨厌听到小孩子掉进井里的哭闹声？显然也不是。又或者是你希望让父老乡亲知道你的义举？可是周围没有人能见证啊！否定了各种功利的、偶然的原因之后，孟子得出结论：我们之所以“救孺子于井”，原来是出于一种天性，出于一种天生的“恻隐”之心！“天生”这个词，这里用的是它的本意，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由上天赋予的禀赋。孟子认为，人们看到一个小孩就快要掉到井里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心难受，会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发生。这就是“恻隐”之心。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具备“恻隐之心”，这正是我们人性的共同点。

除了“恻隐之心”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其它善端，合起来就是“四大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竟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和萌芽。换言之，如果我们能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培养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善端是如何成长为善德的呢？孟子还是以“恻隐之心”为例：一天，孟子来到齐国王宫，游说齐宣王实行仁政。齐宣王认为实行仁政实在太难，而且也太飘渺了，于是很干脆地说：“我不行，因为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孟子不以为意，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贪财不要紧，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你能从自己对财物的喜爱中，体会到其他人对财物也有同样的喜爱和需要，并且努力在满足自己财富欲望的同时，让老百姓也富裕起来，满足他们对财物的需求，那就是在行仁政了。”齐宣王还是很犹豫，又说：“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孟子回答到：“当年的圣人周太公也好美色，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大圣人。可见，好美色不能成为不行仁政的藉口。只要你在满足美色欲望的同时，能体会到老百姓也喜好美色，并尽可能满足老百姓的愿望，那也是在行仁政了。”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1）

孟子在这里玩了“偷换概念”的把戏，将贪财好色从垄断性、破坏性的欲望，转变为正常、合理的需求，并劝导君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

孟子还把恻隐之心直接解释为“不忍人之心”。一天，孟子又去拜会齐宣王。齐宣王见了孟子，向他发牢骚说：“几天前，我在院子里看书，正好一个下人牵了头牛经过院门口。我就问他牵牛去干什么。他回答说要牵到太庙中做牺牲，宰了祭祖。我看着牛行将就死的样子，很不忍心，就跟下人说让他换下这头牛，改用一只羊来祭祀。没想到这一来，人们纷纷议论，说我小气，祭祖连头牛都舍不得，要改用一只羊，我都烦死了。”孟子借机大发议论：“其实，大王你并不是舍不得用一头牛来祭祀，只是因为你亲眼看见这头牛就要被杀死，心中不忍，所以要下人改用那只你没有亲眼看到的羊，来代替作牺牲。换句话说，你把对牛的‘不忍心’换成对羊的‘忍心’。如果大王能从亲眼所见的牛的凄惨样子，联想到你尚未亲眼目见的羊身上，把‘不忍心’推及到羊身上，进而相应地，一步步把这种‘不忍心’推广到先前所‘忍心’的人和事上，大王就已经推行了恻隐之心，在行仁政了。”

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孟子很会讲道理。他的理想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一些很具体、很平实的事情上一点点推广开去。这就是儒家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也是儒家的核心宗旨和活力之源。

孟子把“养浩然之气”作为充扩善端、成就善性的重要途径。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的，弥漫在整个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培养这种浩然正气，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

养成浩然之气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知道”，一个是“集义”。“知道”，就是通晓精神通达之道。“道”是精神由以超越的途径，和最后所能达到的“神而明之”的境界。“集义”则是做应该做的事情，久而久之，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不合宜，达到一种道德的自律。

孟子的“养气”思想不只针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更指向人们的宇宙生命。为此，他提出了“天爵”和“人爵”的概念。孟子说，在现实中，人的价值可以通过他是否在社会国家中获得认可来判断。我们常听人说“望子成龙”、“出人头地”，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爵”的价值观念。孟子认为，人们除了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民”之外，更应该是生活在宇宙天地之间的“天民”！而“天民”也有评价标准，那就是“天爵”，是人们在宇宙天地之间所获得的成就。相对于“人爵”，孟子更加看重“天爵”。他认为“天爵”才是人们最真实、最重要的身份。

获得“天爵”的过程，正是“养浩然之气”，充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的过程。孟子还指出，“养浩然之气”应顺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养气”也应该是一个顺乎天道自然和人性本真的过程。孟子反对人为武断的做法。为此，他讲述了广为后世人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

孟子还发展了孔子的仁政学说，主张“制民恒产”，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保护他们生存权和基本财产。与孔子相比，孟子思想的革命性要更强一些。他支持“汤武革命”，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学说，指出国君如果不实行仁政，残暴贪婪，人们可以将他流放甚至杀掉。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12）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百家争鸣已经全线展开，儒家思想受到墨家和杨朱学派的挑战。孟子曾进入齐国的稷下学宫，同各家讨论和争辩。孟子在维护孔子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时代的新特点、新变化，对儒家思想做了新的发挥，进一步完善了早期儒家学说，孟子也因此被尊为儒家的“亚圣”，成了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重要奠基人。

第四节荀子的贡献

荀子常常被称作先秦儒家的“殿军”，“殿军”是古代军队中位于队伍最后位置的将领，作用是保护后方、阻止敌方追击，今天常说的“殿后”一词就是来源于此。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为先秦儒家的原创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荀子的师承关系不是很清晰，有人说他是子夏之学的传人。荀子学识渊博，曾经应邀前往稷下学宫讲学，并三次当选“祭酒”，也就是相当于今天国立大学的校长。关于稷下学宫，有必要稍作介绍：战国时期，齐国偏居东方滨海之地，民风华丽，好玄谈天下，议论国事。齐国的几代国君齐威王、齐宣王都很开明，为了广招天下才俊之士，专门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修筑学宫，聘请和奉养天下有名望的学者前来讲学、切磋。这些学者倍受优待，住的是高门大院，身份与卿大夫相当。这个学术胜地历时上百年，被称为“稷下学宫”，当时天下不少杰出人才都曾到此游历。

荀子的思想有一种鲜明的理性色彩，这是其主要特征。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不因为人间的治乱而改变；它不会因为尧这个圣明君王在位就停驻分毫，也不会因为桀这个无道暴君在位就跑得飞快。在天道自然观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进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这些都与孟子、甚至孔子的思想有所差异。荀子的主张代表了儒家内部分化出新的方向。

荀子对儒家的理论贡献也集中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相对，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当然，“性恶论”并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也决不是为人们堕落腐化的行为寻找借口。

孟子的“性善论”的前提是“天善论”。人性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天”是纯洁善良的，它赋予我们的善的禀赋（善端）。可是，在荀子这里，天是自然的，无所谓善恶，再也不能给人们善良的种子。

从人们的现实处境出发，荀子提出人性就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样子，情感和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又由于这些情感和欲望容易失控，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破坏，因此，荀子将人性界定为“恶”。

但是，荀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的人性理论的关键在于下面这句话：“其善者，伪也。”尽管人性本恶，但是在社会现实中努力转而为善，这就是“伪”。“伪”不是虚伪、伪善的意思。“伪”字，本身就是“人”和“为”二字合成，意思是“人为”，正和“天生”的“性”字相对。荀子认为人一生下来本性是恶的，只有通过人为的学习和努力，通过教养，才能变成善良的人，这就是“化性起伪”。“化”是“改变”的意思，也就是改变恶的本性，兴起、倡导人为的教养，使人们变化气质，由恶向善。

“化性起伪”、去恶向善的关键是“礼”。荀子主张“隆礼”，通过倡导和实行“礼”，可以使人们长幼有序、尊卑分明。所谓“人伦”，就是要把人区分出秩序。有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秩序，再以具体的礼仪规范来完善这种秩序，例如对老人要尊敬，对小朋友要爱护等等，就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变得和谐有序了。

“礼”的另一个根本作用是调节和文饰“欲望”。荀子认为，食色等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不能一味压制。它就像洪水一样，阻截和压制只会让它更加泛滥，我们只能疏导它。怎么疏导呢？就是“以礼化情”，用礼仪规范来调节每个人的不同情感和不同欲望，尽量使最多人的欲望得到最充分的满足。通过“礼”的调节，不至于由于物质财富的匮乏，而导致人们的正常欲望得不到充分满足；也不至于由于放纵欲望，而导致物质财富的枯竭。

所以说，尽管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但是他并没有贬低人类的地位。相反，他提倡了一种有教养的哲学，把人类的文明发展的责任落实到人身上，落实到人们的具体的教养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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