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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善后委员会控制了紫禁城及城里的所有物品。李煜瀛十分了解御玺重要的象征意义，11月7日，他立即命人把25个御玺全部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放回以前的地方，并加封上锁。同一天里，善后委员会的其他13名成员也被任命，8个代表国民政府，5个代表满族皇室。11月20日，善后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全部就职，两天以后，委员会决议对宫廷物品进行点查，编制一份完备的清单。尽管逊清皇室的5个代表拒绝参加，善后委员会还是就有关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并于1924年11月24日开始进行点查工作。

李煜瀛让他的好朋友易培基负责重要的古物馆，以便帮自己分担对宫廷珍宝负有的重大责任。中国革命正式开始的时候，易培基作为1911年武昌起义中的积极分子初次为人所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易培基最初的理想破灭，便去了日本，成为当时很多留洋人员中的一个。回国后，易培基致力于现代化教育。因为卷入了一场把本地军阀赶出湖南的运动，易培基被迫从他的家乡长沙逃走。他来到南方，1922年成了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的顾问。1923年孙中山委派易培基为他常驻北京的代表，主要任务是和西方国家谈判收回庚子赔款。1924年年末，几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吸收进来协助编制宫廷物品目录的工作。这几名学生中就有那志良和庄严，从这次点查工作起，那志良和庄严就开始了在故宫终其一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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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4）

◎　点查藏品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区分国有和私有财产。“国有”最初被定义为历史遗物，“私有”则指日常生活用品。至少在刚开始，几乎所有的物品都被编目成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庄严回忆了编目的过程，一个人负责记录，一个人负责鉴别，另一个人给每件物品编号，第四个人贴标签。这样的四人工作组里面，只有做鉴定和贴标签的人被允许触摸这些物品。现场还有一位摄影师随时对不寻常的物件拍照。没有人可以单独留在宫里；工作组离开要随时上锁；只有特定的时间工作组成员才能出宫；所有的行李都要经过检查。这些防范措施都是在一次偶然事故之后制定的，当时在一群被遣散的太监中间发现了一件珍贵的重要书法作品，这一事件促生了上面的规定。

编目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数字目录体系，以文物所藏位置为主要基础。所有的物品都按照种类和年代进行了归类。最后，被编进目录的大约有9000多件书画作品或碑帖、一万多件宋清之间的瓷器、5000多面青铜镜、700多件其他青铜器、1600多个印章以及不可胜数的玉器和成千上万的小艺术品、挂毯、景德镇瓷器等。

进行编目的最初几个月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的冬天，易培基冒着严寒每天都待在宫里。烧着木炭的火盆只是略微减缓冬日的酷寒，墨汁在砚里结了冰，毛笔又僵又硬，工作人员的手和脚都生了冻疮。为了保护脚，那志良穿上了厚袜子。要买更多的炭烧火盆，还要给年轻的学生和卫兵支付工资，这些都需要钱，可是政府不愿意付这笔曾经承诺过的款子。

1925年4月，宫里发现了巨大的储藏室，易培基让人卖掉了其中的一些储藏品，为进行中的博物馆工作提供资金。卖掉的东西包括金砂、银锭、茶叶、丝绸和衣服，这些都是对博物馆收藏来说不太重要的种类。但是，卖这些东西得到的钱也仅够支付第一年的炭钱和工资。

尽管工作条件极为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充满了兴奋和惊喜。庄严还记得，当他和这个新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内廷时，他们曾经满怀敬畏地想，他们是第一批见到内廷的“普通百姓”。1970年访问庄严时，他回忆了自己当时的心情，试想，一个年轻的学生将被允许穿过紫禁城的城门，走过长满青草的庭院，将头一次进入先前的内宫禁地，真是太神奇了。

1924年年末发生了一件令工作人员欣喜的事情，在坤宁宫发现了一个圆形双柄青铜器，器物侧面刻有铭文，通过这些铭文可以断定这件青铜器是王莽时期（公元9－23年）著名的谷物量器。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是在1925年，这一年发现了一组装了1000多件书画作品的木箱子，显然这些箱子是准备好要装船的。1925年还有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1924年溥杰从紫禁城偷偷带出的所有文物的清单都被发现了。在后来努力找回那些艺术珍品的过程中，这些清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点查工作完成后，新的博物馆在1925年10月10日（正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开放，并被称为“故宫”。

开放典礼在乾清门举行，有很多政界要员出席，此外，还有2万多名花了一元钱买门票进来的人，他们都想目睹一下宫廷珍宝。黄郛（时任摄政内阁的总理）发表演讲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

直到1945年北京结束被日本占领的状态以后，博物馆的计划才得以彻底实现，那个时候距离易培基去世的1937年已经很久了。日本侵略战争和中国国内战争使这个博物馆和其中的收藏陷入了长达20年的混乱。

战争年代的艺术珍品（1）

日本侵略战争、世界大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内战使中国陷入漫长而剧烈的战争之中，此时皇家藏宝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与政治联系在了一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的首府沈阳。在日军肆意蹂躏满洲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担心日本侵略军下一步就要逼近长城关口。面对日军的侵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做出了一个果断而又大胆的决定：把故宫藏品中最好的一部分迁移到南方去，以保护它们免受战争的侵害。中国皇家藏品的历史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又过了很多年，经过多次迁移，皇家藏品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永久性的寄身之所。

◎　古物南迁

1932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会同意了古物南迁的建议。像以往一样，博物院卖掉了宫里库房所存的一些物件，以便为珍宝南迁筹集资金。与此同时，烦琐的古物装箱工作也开始了。

在中国历史上充满暴力的王朝更迭中，皇家珍藏常常被胜利者作为战利品夺得。而这一次，人们极为仔细地为藏品的南迁做了准备。比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庄严就曾描述过运送秦代石鼓时艰苦的准备工作。秦代石鼓是一组在初唐时期重新发现的十个半球形石头，上面刻有古老的铭文，还有公元前221年留下的印章。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石鼓也作为南迁文物的一部分于1933年被运往南方。为了尽量保护石鼓不被损坏，他们先用一层层的湿纸包住每一块石鼓，按紧纸张，使纸的整个厚度只剩下原来的一半；接着用麻绳把石鼓紧紧捆住，麻绳之外再裹上一层厚厚的棉被；最后才把石鼓放进装有稻草和棉花的木箱里封好。这次南迁的文物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主要类别有：青铜器、玉器、瓷器、绘画、书法、珍稀典籍和其他物品。这些文物共装了2万多只木箱，被运到火车站后装进列车车厢，自此，从1933年起一直到1947年，这批文物开始了历时14年、跨越75000公里的漫长旅行。

这次文物装箱的壮举结束于1933年1月，当时只是个孩子的吴讷孙还记得夜里北京街头响起的马车声：

1933年初春的许多个夜晚，北京昏暗的街上都会清除所有过往车辆。在宵禁以后，紫禁城的南门缓缓打开，一辆辆木板车鱼贯而出，上面堆满钉好的沉重的箱子。它们出了城门以后，沿着宁静的街道向南驶去。在前门外，这些木板车将向右拐进西站。在警察和士兵全副武装的护送下，货物被装进一辆早已等在那里的火车，火车处于武装保护之下。火车在内陆地区蜿蜒前进，首先将到达西南部，然后向东部迂回，最后向南到达上海。这批箱件将在上海存放4年。从2月到5月运输工作一直在继续，19557箱艺术品、珍贵典籍、历史文献就这样被运出了北京，离开了危险动荡的东北海岸。没有人知道日本侵略战争将会怎样发展，也没有人知道这些珍宝会流离多久。

这次古物南迁之所以要偷偷进行，不仅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因为转移文物的行为可能会被公众理解为是政府放弃北平的一个信号。为了安定人心，易培基请内政部做出保证：一旦政治形势稳定下来，这些文物就会运回故宫。当时几乎没人能意识到日本侵略战争的长期性，相反，大多数人担心的倒是：“如今故宫空空荡荡，只剩下几件普通文物供游人参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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