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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因为，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被称为“软实力”的价值再造，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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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路径的再认识（1）

改良人士在戊戌变法惨败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地提议与进言，上呈要求立宪的请愿书，实因他们仍对专制政权寄予希望，抱有幻想。

其实要改早就改了，不改的永远不会改变。

回味一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忠告吧：“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清政府公开露出了它的嗜血狂魔面目的时候，相当数量的人士却仍在宣扬改良合作，他们仅仅是糊涂吗？客观上是在为虎作伥，是在帮清廷掠杀百姓。光绪帝和慈禧属于血亲关系，她尚且对他置之于死地，康有为指望一个靠暴力、谎言、宣淫成性的嗜血人格改弦更张，放弃专权*，实施宪政，那无异于向寿衣铺订购婚纱，纯属异想天开。

康有为的种种作为，可谓温和、体贴而又“理性”，可惜慈禧集团并不领情。慈禧一直要康、梁的人头。1904年6月21日，清政府下诏通告全国：本年十月初十日，将是慈禧太后七旬寿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也可以说是对立宪派的一个决绝的表态。

自由、*、宪政，它们的价值，没有疑义，但自由、*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花很大的力气去争取。争取过程中会有牺牲，但绝对不能犹豫，否则自由、*就会远离。

同西方世界近代以降那些堪称伟大的革命家，如英国辉格党人、美国开国先贤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康有为的作为就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依靠冥顽分子来实现*宪政呢，还是解体清廷让*宪政早日分娩？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康有为的思路，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他并不缺乏政策意识，他缺乏的仅仅是正确、可行的政策意识。不客气地说，改良派的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左右，所从事的宪政运动最缺乏的就是敌情意识。致命之处就是把冥顽极权分子当成威权政体，甚至仅仅当成是存在一大堆有待改进的社会问题的正常国家。如此一来，他们首先就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在充当反对派时，其潜意识中预先承认了*及其法统的合法性，自己也成了带有怨妇色彩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殊不知，*者只有敌人，而无所谓合法存在的反对派。

戊戌变法被政变打掉，六君子遇难。1899年9月29日，清政府下诏停止天津阅兵。随即，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均得赏银。他们都是杀灭政改的有功之臣。

下诏命将张荫桓发配新疆，徐致靖永远监禁……说康有为实际为叛逆之首，包藏祸心，密谋劫持太后，命令追拿康、梁，销毁其所有书籍版片。命令两广总督谭钟麟查抄康、梁在广东的家庭，逮捕其家属。李端棻发配新疆。追捕王照，查抄家产。湖南巡抚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员外郎李岳端等人均革职叙用。查禁天津、汉口、上海各报馆，逮捕主笔。裁撤农工商局……一方面是黄遵宪得到了伊藤博文的帮助，从上海逃到广州；另一方面，张之洞请求日本总领事驱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荣禄请求将聂、董、宋、袁各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军，分驻山海关和小站等地。

1899年的12月，清政府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未到任由德寿代领。此时梁启超的《清议报》谴责慈禧太后。孙中山在海外组织兴中会，所以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以考察商务的名义，前往各通商口岸布置抓捕康有为等人。李鸿章派刘学询赴海外抓捕康有为以及孙中山等人，并说，杀死康有为能被封为公爵。　。。

变法路径的再认识（2）

杀了谭嗣同等人，并且流放一大批，而对逸脱的康、梁等人一直不放松，清廷谕“康有为、梁启超逃海外，肆为簧鼓，刊布流言，离间两宫，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线，严密缉拿，破格以赏，如能设法致死，亦从优给赏”。

专制长期侵蚀，导致国人奴性遗传太强，凡是窃据高位的*头子的话语，都要作神圣的解读。因为慈禧发话了，于是这句话就变得高深莫测，且具有神圣意义了；可悲的是，在概念如此清晰的情况下，有些自称是改良派、宪政专家者还是一厢情愿成狂，把慈禧的“变法”解读成等同于*。

慈禧完全在暗示或明示光绪帝已经失守，只有她才承传祖制。所以在她的治下，没有任何起步的机会，本身完全没有*改革的任何迹象。可见，慈禧判定西方宪政*模式危害她的*统治，不是误判，而是“正判”，所以不存在任何“辨误”的可能。

腐儒们总以为，康、梁等人深刻而高明，得出革命必得专制的深刻预见。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埋葬了立宪派最后的努力，同时也颠覆了晚清政坛脆弱的政治平衡。更说什么1906年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1907年官制改革、试行地方自治，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政府推行宪政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步伐不可谓不快……云云。好像是革命搅扰了他们的好梦。

也有人说：“晚清主人慈禧太后面对江河日下的政治残局，一方面死守不放，一方面痛定思痛，也在寻找一个与新事物可以共生的中性空间。如此，便催生了在其本人、在整个清廷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全面实行君主立宪，走虚君共和的道路。这一步，应该说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设这一步提前哪怕只有十年，中国的历史和命运将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又何来后来的辛亥革命？在太后的《钦定宪法大纲》出炉不久，尚没有能够真正在全国铺开和落实，便传来了革命党那要命的枪声……”

亏这些先生说得出口！何谓“尚没有铺开”？事实是根本就不会铺开，也从来就没有铺开。

那要命的枪声？并不是那特定的辛亥枪声要命，早十几年的革命党的运作就是在促使他们政治改革。就算他们虚情假意的口头改革，也是在压力之下。并不能说，阁下的假意改革，要人家停下来等您，砍头、抓捕、流放随您。哪有那么好的事？阁下怎么不早点儿来将就革命党，甚至稍微将就一下维新派的改良分子？非但不将就，反而大举砍头。

稍加一点回顾，就知引文中所说什么“中性空间”从来不存在。自戊戌变法以后，直到外逃西安时节，慈禧一直想干掉光绪帝，一连数天召见溥字辈的儿童十几个人想代替光绪帝，并发电报给地方官和各国使节征求意见。1899年1月份，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一千余人通电反对废立。清朝将经先生革职抓捕，并命令浙江巡抚将经先生的家产查抄。2月份，悬赏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命令李鸿章将康、梁在广东的祖坟挖掘削平，命令沿海各地地方官悬赏十万两白银抓捕康、梁，或将其杀死亦给重赏……

以致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信给澳门的友人，并与唐才常、康有为商量准备暗杀李鸿章，并到处联络地方豪杰，准备在广东生事。这是被逼到墙角无处可退的改良派，近年被一些腐儒坚称为非暴力的前贤，他们却准备撬掉李鸿章！

到了4月份，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主张先攻取广东，并在广东建立政府。4月底，梁启超写信给孙中山，劝中山先生和他们一起干，但要中山先生同意事成后举光绪帝为总统，同时催促徐勤暗杀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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