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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ong　the　countries），沈仁道教授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沈仁道学而优则仕，后来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1990年8月，我是罕见的“主战派”，与“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主旋律严重不符。当时持这一观点的，还有我北大国政系的同学穆小枫，他爸爸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北大赋予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所以面对中央委员我也决不哆嗦。穆青和蔼可信，人称穆老头，他几次找我，说要“听鸭子讲真话”。我童言无忌，与那些看上面眼色的“官员记者”和封疆大吏完全不同。

穆青记者出身，报道过焦裕禄，对我超乎常人的“疯话”一贯欣赏。早在1987年，穆老头就让主管业务的副社长郭超人对我实施特殊政策，批准我装备无线电话，随时调用新华社的奔驰车，拍内参照片，要求我当好耳目喉舌。现在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陆小华，多次和我一起冒险尝试新的新闻采集方式。如果没有穆老头，就没有我的今天。

2003年穆老头病逝，我正一个人开着大吉普，从印度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西宁时，新华社青海分社总编马千里给我看《前进报》，我才知道穆老头死了。1988年我在秦岭拍到野生大熊猫后，穆老头专门让我给他演示我拍的大熊猫幻灯，并把这批照片卖给美国，出版了《大熊猫的神秘世界》，在纽约有英、法、德三种版本。接着，穆青派我和马千里进可可西里采访，使新华社早在1990年就拥有最权威的可可西里综合资料。

老鸭觉得，穆青这辈子当了很多年新华社社长并不稀奇，中国不缺中央委员，有的是退休部长。穆老头这辈子有三件事显示出他人格的伟大：一是年轻时，娶了续范亭将军的女儿，生了一帮好孩子；二是中年时，写了共产党最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至今无人超越；三是在晚年，他“把摄影变成新华社的一个翅膀”，把我当成摄影翅膀的“大条”弄进新华社。大条学名“主羽”，是飞禽展翅举升的力量所在。如信鸽翅膀有12根大条，也叫12根主羽，信鸽靠这12根大条展翅高飞。大条缺损的信鸽飞不起来，更飞不远。我就是穆青的“大条”。

按今天的标准，我肯定不是好记者，肯定有人会说我：“你怎么那么不开放啊？你看人家CNN！”是啊，此前，CNN还没人知道呢。1989年春节，CNN才开始在北京瞎转悠，美联社、路透社都懒得理它。1990年，我从北京天安门转战巴格达解放广场，身上带有浓厚的历史烙印，人民觉得我及格。

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我单枪匹马从伊拉克到以色列，再从以色列回到伊拉克，是唯一往返交战双方的摄影记者。我在海湾战争的炮火下过了三十岁生日，“三十而立”，到此为止，我一直考试及格，成绩优异。

海湾战争使我再次获新华社通报表扬，破格晋升一级工资，我的标准相上了1991年2月3日的《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的《前进报》……我成为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主任记者。“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肯定，是我的民族对我的肯定。政府给我涨一级工资，因为我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此我更爱新华社，更爱我的国家。他给像我这样有野心、肯玩儿命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1996年，我到美国探亲，不肯继承家族的唐氏农场，因为我一直为我的考试成绩骄傲。活着的新华社记者，大头像能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当时新华社不允许“涉外婚姻”，我又不肯离开新华社，为此弄丢一个风情万种的台湾女朋友。2000年，我自费第五次重返巴格达，刺探封锁下的伊拉克内幕。《人民日报》又宣传了我一次，可这次没登我的大头像。

新闻时代的旧事（9）

好多年之后，我政法大学的同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陈佐夫告诉我，海湾战争爆发那天，中央顾问委员会开会，穆青站起来慷慨激昂：“你看，打起来了吧！幸亏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全撤出来了。《北京晚报》头条《邻近摊牌的巴格达》就是唐老鸭写的。唐老鸭是我儿子的北大同学。”许多老同志由此知道“新华社有只唐老鸭”。

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

考试到了巅峰，就该不及格了。阿甘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老鸭说人生就是阴阳太极图，就是数学中的正弦曲线。一个人不能老得好处，月盈则亏。我的前半生一路考试及格，符合祖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海湾战争中，我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抑郁，考试从此不再及格，全休在家。巨幼细胞增多，白血球、血小板减少，抽一管血就不及格。身体不及格导致考试不及格，我失去了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

现在摄影不景气，我的同事们仍在艰难拼搏。一个摄影记者不能牛马劳动、体能劳动，不能照相，其摄影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我不甘心被淘汰出局。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里，岗位工资、奖金构成工薪人员生活的主体。我因长期病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几次努力工作，身体都顶不下来。蓦然回首，已经原地踏步了15年。

我因考试而变成新华社记者、CCTV嘉宾主持，又因此沦为病休作家、瘸腿行者、老鳏夫……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迫使我不得不扔掉“徕卡”重操“派克”，现在是Mac　Book和IBM，在自己拍摄照片的基础上发明“语像”。可正如王朔前辈所言，写书屡屡遭遇来历不明的盗版，很难拿到应得的版税。盗版猖獗到能让规矩作者颗粒无收。

这里是中国政法大学，是我起家的地方，是我的喀琅施塔特，是我的依靠。拜托各位兄弟姐妹，帮老鸭想一个打击盗版、保护原创的方法。盗版昌盛，中国人就不愿意去尝试开拓性思维，说阿迪达斯好就贴牌阿迪达斯，说奔驰好就贴牌奔驰……撒切尔夫人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不是思想和文化。中国即使发展到2020年达到日本水平，中国人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力，缺乏想象力。”一个全民模仿的民族只能生产简单工业品，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具备创造力。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无力更新，只能坐以待毙。

满街都是名牌，满街都是大学，都是大学生，可是真正适应社会发展的人不多，很多博士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全体人民的文凭—贴牌水平日益提高，可是实际生产能力呢？当然我正面对的中国政法大学不在此列。他们具有极强的适应社会能力，现在像政法大学学生这么学以致用的还真不多。

宇宙是博大的

洋人认为宇宙（universal）是博大的，基于此种精神发明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al”是一个词根。如果片面把某一学科无限夸大，使之成为唯一标准，那就违背了科学精神，也违背了神的意志和法制原则。最早的大学至少有三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旨在强调“人性”、“博大”、“贯通”，所以至今学位顶端仍被称做“”（哲学博士）。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辅仁、北大、清华等university体系被肢解，政法、民族、钢铁、地质、财经、语言、林业八大学院如“雨后的蘑菇”。自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来，苏俄就持续不断地“支持中国革命”。苏联老大哥的学院教育，着重把人培养成合格机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美德被理解成“螺丝钉精神”。大学与学院，一字之差，恨不得直接生产螺丝钉式的机器人。

片面突出科学第一，助长了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音乐、美术降为“副科”，全民重制造，轻创新；重智商，轻情商；重科学，轻艺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学”一旦独占统治地位，就成为万物的前缀：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人才，科学社会主义，连老太太的塑料发卡也称“化学的”。就像今天的纳米服装、纳米水，尽管很多人连纳米是什么都弄不清，但绝不妨碍他们借助“科学”牟利。一旦缺乏法律、道德的制衡，好人都能变“黑猫”、“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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