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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垄断：不公平的竞技场

尽管第一世界的精英们一再鼓吹自由市场的魅力，但为了主宰和操控市场，他们使用了非市场力量来确保控制力。他们坚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这个协议是他们在1994年乌拉圭贸易回合谈判时，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通过的。TRIPS允许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垄断，这样就将第三世界的生产商拒之于获利市场之外（而使他们陷于商品生产的境地）。

为达到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美国坚持将基因物品，包括种子、人类细胞和微生物等，界定为可申请专利的物质成分，这样它就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获得这些物品的排他使用权。第一世界的公司利用　TRIPS条款，通过开采南方国家的本地动植物基因资源，并申请专利，从而获得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这种策略通常被称为生物盗版。一个尤其无赖的事例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Rice　Tec公司申请并获得了一项一种印度的大米专利，声称其开发了新的大米基因种类，实际上这种大米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农民经过几个世纪精心培育出来的。

债务：向公司商店出售灵魂

债务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下，依赖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生存，已经谈不上真正的发展了。它们被迫重构经济、重写法律，以满足IMF结构调整计划和世界银行制约条款所开出的条件。它们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控制世界储备货币，也不能做到长时间的入不敷出还能避免金融危机。《后新经济》的作者道格·亨伍德写道：

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它将会立即成为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主要国家。我们的支出远远超过收入；我们有巨大的外债，且还在持续增加；我们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根本不准备有所行动的政府。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国家，IMF将来到美国的门前，告诉我们要避免衰退，就要使贸易账户平衡，要少消费、多投资。但由于我们是美国，这类事情从未发生过。如果那些措施对我们而言不是一剂良药，那为什么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就是如此好的良方呢？

腐败、债务及其内幕

腐败通常伴随着权力，作为一种利益和控制机制，它能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权力源泉那儿吸引过来。腐败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扎伊尔的蒙博托，他贪污了至少一半的对扎伊尔援助资金。他当然喜欢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额外的收益，但这些债务是靠他国家的人民来偿还的。同时IMF和世界银行也乐于继续贷款给扎伊尔，尽管它们自己的调查员警告说这些钱将会被贪污。也许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支持美国实行的非洲政策对他能够持续获得贷款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贷款仍能够稳定地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银行也是重要原因。史蒂夫·贝尔克曼在“世界银行和1000亿美元问题”中，向我们展示了内部调查者关于发展基金是如何转移到贪污者的口袋里的说明。

这种“债务和资本的循环”已经引起了许多借贷委员会的广泛兴趣：Sag　Harbor集团估计“至少有一半被最大债务者借去的资金将原路返回，通常在同一年甚至是在同一个月这些贷款就会回来。”约翰·克里斯滕森在“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中描述了那些秘密账户如何通过泽西岛和开曼群岛等一些没有管制的离岸银行业的避风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们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

同样的，离岸机构能够帮助第一世界的公司和权要们藏匿他们从逃税中获得的利润，却让普通市民来承担这些账单。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在卢森堡大公国的银行保密法下，把离岸银行业的投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全球最大的一宗银行诈骗案中，大约有3亿美元被盗。露西·科米萨在“BCCI的两面派手法：既依赖美国，又依赖圣战”中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和监管机构看到了另一条路：BCCI调整银行业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球员”——从中央情报局和在国会中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人士到麦德林贩毒集团，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还包括奥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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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7）

IMF推出的民营化项目为那些受贿者提供了发财机会。按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说法：“那些领导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急切地想拿到佣金存进瑞士银行的账户……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变大了。”当他们意识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所有反对变卖国有工业的声音都沉默了。”

实施者：胡萝卜加大棒

什么样的领导者会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发展议程呢？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国家资源，并从这些资源中获利。如果他们对于贪污和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没有反应，经济杀手们还有各种方法让他们顺从，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分而治之是一种对征服者和当地统治者都有益的古老策略。对于不听话的领导者们，颠覆其政权是控制他们的有效办法。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把其作为一个基点来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军事、商业、学术、外贸关系。在几次沉默的会议并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资金后，一个不太愿意合作的国家会明显地感觉到政治压力在增大。以前的政府支持者会反戈相向，而政治对立者讨伐的声音则更加尖锐，媒体也提升了警告调门。压力的增大使经济学家调高了对爆发商业危机的预期：资金从本国转移到迈阿密、伦敦和苏黎世，投资将下降，失业将增加。如果政府意识到这其中的信息，改变了态度，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资金开始回流，不同集团之间的合作立刻变成可能。如果政府想安全渡过这场危机，最好这样做，不然的话，更加激进的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暗杀领导人到军事政变都会发生。

委内瑞拉的政变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NED）在2002年提供了近100万美元给几个企业、媒体和劳工组织，资助它们发动反对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例如，NED支付了5？5万美元给莱昂纳多控制的教育基金。如果政变领导者成功地帮助佩德罗·卡莫纳（一个亲美商人）掌握政权，莱昂纳多将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私人或半官方的军事力量同样有用。安德鲁·罗韦尔和詹姆斯·马里奥特认为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对尼日利亚的石油越来越有兴趣。在“非洲新掠夺前线上的雇佣兵”一章中，他们揭示了一个猎豹计划：那些石油的代理商们在使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利益远离当地居民。

利用一个国家的民族问题或宗教分裂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美国就在1979年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反对阿富汗社会主义政府中尝到了甜头。按照穆斯林的观点，政府推行妇女接受教育已经明显越线。本·拉登是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受聘于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在那里帮助领导中情局的活动。凯瑟琳·克恩在“廉价手机的人工成本”中描述了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卢旺达和刚果的种族分裂，抢占钶矿和其他资源的。为此，这两个国家付出了4万条生命的代价。在尼加拉瓜，美国利用宗教和种族关系积极鼓动大西洋海岸的米斯基人民反对桑地诺政府。

恐怖活动虽然经常被公众谴责，但也是很有效的手段。1981年11月，一架尼加拉瓜喷气式飞机在墨西哥城机场的停机坪爆炸。由于乘客还没有登机，所以他们幸运地逃过一劫。但在1976年10月，古巴的455航班在加勒比海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古巴政府将路易斯·波萨达驱逐出境，原因是证实他在委内瑞拉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随后他也承认他接受了美国政府专门为此类袭击事件设立的基金中的20万美元。

用各种手段除去不合作或有野心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是为了警告那些有反抗情绪的总统和首相们。约翰·珀金斯为我们提供了那些反抗者的例子，如巴拿马的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的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很多著名的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以及1965年阿尔及利亚的迈赫迪·本·巴尔卡都死于暗杀。克雷格·威廉森，就职于南非安全部门，是这种定点清除活动的典型执行者。他被认为是实施一系列针对激进反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袭击的元凶。他应该为南非国民大会党激进主义者鲁思·福斯特的死负责，1982年她死于一个炸弹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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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8）

发动政变是除掉反西方领导人的典型策略。剪除他们在党内的力量，抓捕激进主义者，对整个社会施加压力来颠覆改革的成果。这类策略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推翻智利政府，直接导致前总统萨尔瓦多和他几千名追随者的死亡。许多国家的政变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关，如1953年中央情报局推翻了伊朗的穆罕默德政权，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被推翻，1971年伊迪将军在乌干达推翻了米尔顿政权以及1965年苏加诺在印尼被赶下台，所有这些政变都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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