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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暗杀与炸弹　第24节：暗杀乎，起义乎（1）

第七幕暗杀与炸弹

一些革命党人对于暗杀比对起义更热衷。

不起眼的炸弹，在那个特别的年代，

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暗杀乎，起义乎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

一些革命党人喜欢搞暗杀，也喜欢闹起义。按说，起义和暗杀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限，但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徐锡麟在安徽首府安庆闹的那场事，历史书上说是起义，但是，当时的中外媒体，都说是暗杀。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就是在日本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的，报上刺客的名字，还是拼音。别人不明就里，可作为同乡和光复会的同志，浙江人一看便知那是谁。

当然，当初徐锡麟和秋瑾他们，的确是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起义来着。这场起义，在浙江也谋划准备了多时，同党众多。可惜起义规模过于庞大，参加者会党中人又过于无纪律，不等号令，便接二连三地擅自行动，然后接二连三地失败。安徽这边，徐锡麟似乎又过于势单力薄。他做着安徽巡警处的会办…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堂的监督…校长＇，不知是由于时间太短，还是他一口的绍兴土话，没人能听得懂，或许是兼而有之，反正直到起义发动，当地人似乎一个真心跟着干的都没有。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在当地发展成员。如果是起义的话，也是仓促发动的。起事之前，徐锡麟的确跟巡警学堂二百八十多名学生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但是，这种急来抱佛脚的动员…又不能明说＇，估计除了让学生们做了一回丈二和尚，大家一起摸不着头脑，没有其他的作用。

徐锡麟起事的日子，也就是恩铭送命的日子。说起来，这个日子，还是恩铭自己定的。本来巡警学堂毕业典礼定在那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阴历＇，可是，那天是恩铭一个幕友老母的八十岁生日，他答应了要去参加，于是典礼提前到二十六日。一场起义，真正知情的，居然只有徐锡麟和他带来的俩人，一个陈伯平，一个马宗汉，有枪的也就是他们仨。发难之际，仨人的枪都往恩铭身上放，恩铭一共中了八枪，被打成了筛子，当时居然还没死…看来徐锡麟的手枪威力有限，而传说中的百发百中的枪法，也要打折扣＇。其余俩护卫一死一伤，陪同的道台和知府也受了轻伤。按计划，徐锡麟是计划让马宗汉关上大门，把学生都圈住，谁也别走。看来原本是指望他一行动，学生们都会跟上的。结果枪一响，人根本圈不住，大部分都跑掉了。剩下三四十个龟缩一团，徐锡麟骗他们说，有人刺杀巡抚，作为警察，应该出来维护治安。这些学生可能被吓傻了，的确也没看清当时发生了什么，于是被半哄半骗半威胁…拿枪逼着＇，带出了学堂，奔了军械库。到了军械库才发现，里面的炮没有炮栓，枪和子弹对不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当清军围上来的时候，学生又跑了大半，剩下的也没有动手的。真正抵抗的，就是徐锡麟和陈伯平俩人，连马宗汉都缩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被俘。后来，两江总督端方来处理这个案子，相当理性平和。经过详细的审问，牵扯到的巡警学堂的学生经过核实，没有革命党，也没有掺和起义，最后都放了。徐锡麟的父亲投案，经过审查，发现他跟儿子的活动没有关系，也放了，只把徐锡麟的弟弟关了起来…幸亏清朝刑律改革，否则要族诛的＇。后来搜查徐锡麟的住所，里面他跟同志来往的书信，甚至于同志的誓书居然还都在，可见起义发动之仓促。

暗杀与炸弹　第25节：暗杀乎，起义乎（2）

实际上，尽管徐锡麟做了安徽警察的头子加上巡警学堂的校长，位高权重，但是，首府安庆的其他革命党，由于地缘的差异，却没跟他们有过联系。自己的党徒，只有他和两个随从。徐锡麟当初在绍兴时一呼百应的能量，在安庆一点都没施展开。他来安徽，原本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的面子，他本是俞的表侄，加上使钱运作，结果俞把他大力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恩铭。一来，老师推荐的力度大，又是老师的亲戚；二来，徐锡麟的确能干，说起新政…警察属于新政＇头头是道。所以，徐在恩铭这里很受重用，说是巡警处会办，实际上总办直到起义发动才到任，安徽的警察事务都归徐锡麟管。徐锡麟被捕后，审讯的清吏对此很是不平，问徐锡麟恩铭对他不薄，为何他还要这样？徐锡麟承认“抚台厚我”，但他认为那是“个人私恩”，而他杀恩铭，属于“排满公理”，为人不能因私而废公。中枪濒死的恩铭，显然不能这样心平气和。他在给太后和皇帝的遗折上…当时他还清醒＇，特意把俞廉三抖了出来，等于揭发了他这位老师的错处，对自己上了当，用错了人，懊悔万分，末了，还特意提醒朝廷千万留神留洋学生。如果他不死，这个满人中热衷新政的干将，肯定会变成一个保守派的。

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当然，在外界看来，只是一次暗杀而已。徐锡麟在安庆两个多月，由于在当地没有根基，时间太短，连个熟人都没有，加上一口绍兴土话，也没人能听得懂，所以也就难以拉起一支队伍。尽管做了警察头子，但在警察里却没有发展一个党徒。所谓革命的本钱，除了十几支手枪，就是三个绍兴人。这样的起义，能杀掉一个巡抚，已经算相当有成绩了。徐锡麟的口供，其实明说了他就是要杀几个满人，一个是恩铭，一个是端方，一个是铁良和良弼，这些人都是满人之雄，对汉人威胁最大。所以，安庆的起义，如果能临时鼓动些人起来，闹成大事，占领城垣，就是起义，如果不成，只能算一次暗杀。

暗杀与炸弹　第26节：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1）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一切的变化，都因为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1910年4月，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汪精卫、黄复生刺杀摄政王未遂。好家伙，热衷暗杀的革命党，终于炸到北京来了。尽管没得手，汪精卫却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作为此案的副产品，汪精卫还因此赢得了一位南洋富商小姐的芳心，从此不离不弃，一直到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死，也不肯说汪半个字的不是。

暗杀往往是让历史拐弯的转机。1914年6月，如果不是塞尔维亚青年普林齐普刺杀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便迟早要爆发，肯定也要推迟几个月。这几个月里，能发生什么事情，谁说得清？当日如果汪精卫刺杀成功，摄政王连同刺杀者汪精卫一命归西，日后的历史，就不好说了。晚清的亲贵政权也许不会因此有本质的改变，但国民党的历史会很不一样，至少后来日本侵华时，不大可能找出汪精卫这样的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但是，这一切的变化，都因为1910年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北京鸦儿胡同的居民出来拉了一泡屎，全都给毁了。

在北京的醇亲王府，即摄政王载沣的家和鸦儿胡同之间，有座很简单的石板桥，是摄政王每日上朝的必经之路。这地方很僻静，没有什么人家。4月2日这天夜里，一个鸦儿胡同的居民到这边来解大便——按新政时期的法规，这是违法行为，北京的胡同已经设置了公共厕所，随地大小便要罚款的。但是，深夜上公共厕所，毕竟不方便，于是这个内急的北京人，就来到这个僻静之处出恭。没想到，蹲下来之后，居然发现小桥下面有俩人影晃动。这要是在别的地方，也许看见就看见了，害怕则换个地方，不怕则拉完屎走人就是，但是老北京人好管闲事，觉得深夜在桥下活动者，非奸即盗。于是，这人方便完之后，提上裤子，还大着胆子到跟前张望了一下，然后撒腿就跑，跑回大杂院就嚷嚷起来。随即，街坊们就通过街坊管理渠道报了警。警察过来一看，人早就惊走了，桥下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坑里有一个二尺高的大铁罐，盖子上有一螺丝，拧着一根电线，一直通到旁边的一条阴沟里，连着一部电话机，明摆着是一件暗杀阴谋，想要炸人，炸的人十有八九是摄政王。案件层层上报，惊动了九门提督毓朗，警察内城总厅厅丞章宗祥…此人后来被列为五四三大卖国贼之一，被五四青年痛殴＇，以及内务部尚书善耆，即有名的肃王爷，后来更有名的川岛芳子，就是他的女儿。

炸弹起出之后，还是请了日本使馆的技师，才把引发装置卸下来。发现罐里的炸药，都是外国来的黄色炸药，威力强大，取下一小块，试爆之后，居然炸出一个大坑。埋炸药的地点是摄政王上朝的必经之地，由此推定，如果摄政王从那里经过，肯定被炸得稀烂，连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拆弹虽然靠外人，但破案功夫，北京的警察却已经有了。毕竟，新式的警察已经办了五年，西方的刑侦技术，也学会了一些。警察们以物找人，找到了打造铁罐的铁匠铺，铁匠提供了订货顾客的线索。同时，在小石桥附近蹲守的暗探，也发现了前来探风的可疑外乡人。显然，暗杀者犯了大忌，出了事，不赶紧撤走，反而到事发地点探风。这蠢得有点类似北大荒传说的傻狍子——说是狍子这种动物具有特别的好奇心，往往被猎人打一枪，如果没打着，狍子惊走之后，还会回来看个究竟，难免被补一枪。几位暗杀者都是广东人，即使打扮得再北京，相貌神情举止也跟北京人有太大的差异，事发之后回来探头探脑，不暴露才见鬼。但是，革命党弄进来这么多的炸药不容易，一时失手，还幻想着能不能挽回，故出此冒险的下策。于是，两条线索都追踪到琉璃厂东门火神庙西夹道胡同一个刚开张的照相馆，里面一堆革命党。汪精卫和黄复生就这样被抓了个正着。这些胆大包天的暗杀者，就是以这个照相馆为掩护，安装炸弹的。还好，出事之后，暗杀团的其他人，陈璧君、喻培伦、黎仲实都已经离开去找炸药了，因此只有两个“主犯”被捕。

暗杀与炸弹　第27节：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2）

这次行动，主导者无疑是汪精卫，黄复生和喻培伦都是作为炸弹专家，安装调试的，那天按电钮的人，也是汪精卫，他是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他们事先设计时，不是没想到更好的办法，但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爆炸的可靠，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可是，面对审讯，他们两个却竞相争做主犯，拼命地把对方说成自己的跟班。汪精卫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之美，立意之正，加上互相争死之义，汪精卫又是一帅哥，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有心成全。加上清朝的刑律改革已经初见成效，原来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两人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汪精卫在狱中的著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得以流出监狱，被人广为传诵。武昌起义，清政府亡羊补牢，大赦党人，汪、黄二人得以出狱，汪精卫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路人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大有看煞卫玠的古风。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加上那位夜半出恭的市民，都好好地活了下来，历史，拐了弯了之后，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历史之所以拐弯，往往会因为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比如那天夜里那泡屎。

笔杆子和枪杆子　第28节：《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第八幕笔杆子和枪杆子

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

还得靠时运。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几乎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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