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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2页）

感谢栗宪庭先生，由于他热心地指教与〃联络〃，才使我有勇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采访。

感谢王干先生在《钟山》首发我的关于圆明园艺术村的纪实文学，督促了我写出本书的其他篇章。

感谢《太阳》杂志社主编祖光益先生，他在1994年拿出每期1万字的篇幅开办我的署名专栏，以使本书的许多内容得以产生。

感谢书中所有的被采访者，他们的热情与坦诚给了我力量、灵感与便利。

感谢为出版此书奔忙的张晓强、杨群先生。燕京多侠士，此话不假。

感谢佘悦、杨乐、周子扬、陈玲为此书录入付出的劳动。

感谢出版社。感谢所有的朋友。

汪继芳

1995年12月28日

【附录】到北京去

这是一个户口在外地的普通三口之家在北京的生活实录。丈夫原是武汉某大学讲师，妻子为湖北某新闻单位编辑。1990年初，他们离开原单位，带着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

这是他们分别谈论这段生活的〃口述实录〃。我们为什么到北京？

1989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北京做探亲访友式的旅行。这个机会是用一部电视片的撰稿换取的──旅费全程报销。这一年，我们为湖北电视台策划、撰写一部6集电视专题片《中国酒文化》，当时台里的稿酬标准很低，120分钟长度的片子、几万字的稿子只有750元钱，编导为此很不好意思，于是就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旅行作为补偿。

这一次北京之行距我们上一次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6年前，我们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但这一次对北京的印象与那时大不一样。

在北京读书的4年间，北京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它绝对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细雨霏霏红花绿草。北京的老百姓差不多可以用缺吃少穿来描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吃不上生猛海鲜，穿不出鲜艳色彩的服装，仅有的能露露胳膊腿的夏季又是那么短暂。记得我当时的一位北京同学在戴上羊剪绒皮帽时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穷人怕冬。北方的老百姓实在是希望夏天能长一些。

这还仅仅是就内陆的比较。如果把上海这样的老殖民地以及广州这样的海外风潮的新滋润地算上，从前的北京就更不能一比了。上海外滩夜里的灯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那么明亮，而广州在80年代初已开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一切，在同时的北京到哪儿去寻呢？

但是，1989年的北京，在我们的眼中今非昔比。地铁开始环行城中，一幢幢高楼树立，东城的星级宾馆已在大陆首屈一指。我们乘坐的火车进入北京，从丰台起就有很多戴着钢盔的战士守护着铁路沿线，来接站的同学被挡在进入月台的地道口，直到火车停下我们走上月台才被允许放进接人。

我们在北京度过了兴奋的一星期。其间，由于同学关系，我们拜望了文艺界的一位领导。他是个大忙人，但在这时却富有闲情逸致地设了家宴招待我们。这般轻松的接待我们这以后再也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过第二回。

享受过了还得好好干活。1989年深秋，我个人为了《中国酒文化》这部片子的最后工作──主题歌和艺术顾问等事务──又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想请范曾担任艺术顾问，夏天拜访过的那位文艺界领导帮我联系范曾，但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去他兼任总编辑的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看一看。后来这位领导对我说，他不了解我多少情况，只是看到我背着一个牛仔包，风尘仆仆毫无顾忌地忙于拍电视，觉得我大概会是他办音像公司的一个帮手。

1990年春节里的年初三，我结束了连续几天几夜的麻将大战，还是背着一个牛仔包，应那位领导之邀，利用学校的寒假，一个人去了北京那家音像公司帮助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必须回校，这时那位领导给我开了借调函，要我回校办理借调手续。

拿着借调函，我回到了武汉，跟妻子商量。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换一种生活，这就到了赌一把的时侯；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充满着不信任，准备给我的职务只是总编辑助理，无力回天；工资和生活待遇只能说够活着，而且还不能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我把这些想法和盘托出，请妻子定夺。我以为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她根本不把我的这些顾忌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说：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妻子一直在做着作家梦，但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平淡经历是她的致命伤。这就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另外，因为〃早婚〃（23岁）、〃早育〃（24岁），单位领导视她为落后青年，在单位总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在我，经历虽然已够丰富，当过兵，做过工，搞过工业管理，当时从新闻单位调入学校，想的就是这一辈子到了做学问的时侯了。可是，遇上这么一个可以多少让自己亲身操练的新兴行业，心又活了，而且是到北京，这么一个我呆过几年的又有了新近良好印象的大都市，就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吧。初到北京的感受

这就打定主意去北京。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分别办好了借调手续（因为不愿再分居，我向那位领导多要了一份给妻子单位的借调函）。办得如此顺利是因为我们退出了单位分的住房，使得单位领导看出了我们的决心。在这个星期内，我们还收拾好了所有家当，联系了一个5吨的集装箱。运输工人用卡车载着集装箱开到家门口，把一切装进箱里，最后剩下两辆自行车也紧贴在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箱边上，关上集装箱门，打上铅封后，工人把铅封号码交给我，以便我们收货时对号才能启封。把全部家当交给集装箱的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亲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火车，随身只有一个小包，装着一些洗刷用具和路上的食物，可谓是轻装简从，潇洒得很。不过跟着我们上火车的还有一袋50斤重的大米和一桶10斤重的食油，一个月在北京的考察使我知道当时北京需要购粮本和配给的北京市粮油票才能生活下去。当时北京还没有自由粮食市场，50斤大米够我们一家对付一两个月，我想两个月以后会有办法的。两个月后我找到了我的一个学生，他分在中国商报社当记者，负责粮食报道。用这条路子，加上亲友的接济，我们生活到了北京开放粮油市场。当时我们还换了不少全国粮票，但这是妻子的一厢情愿，有总比没有强，实际上在北京没有指定粮店的购粮本，用美元也不能从粮店里买到粮食。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们就赶上了亚运会。亚运会在北京盛况空前，可是我们家也被骚扰得够呛。当地派出所在我们住处一带盘查，终于发现这里隐藏着我们及其他一些外地人。有天傍晚，他们突然搜查了我们院子里的单身宿舍，据说是要查一查有没有印刷机这类宣传用工具，我想是北京当时出现了反动传单？结果自然没有。接着当天夜里，两位警察来到我们家，要我们出示身分证明。我们拿出武汉的身分证，警察又问孩子的，我们说孩子没有身分证，但有户口簿在武汉。我又拿出单位的工作证，以此证明我们是大大的良民。警察应该也相信了这一点，但是那个老警察还是用法庭上法官宣布审判结果的表情说：你们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条例第某某条之规定，你们这是犯了法！我一直盯着警察的嘴，等待着他继续说出更耸人听闻的判决来，同时我瞥了一眼他身边的年轻警察。那是一个白面孔的年青人，我感觉他在听到老警察说出你们犯了法那几个字时脸上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他的同行的一丝丝笑容。接着年轻警察站起身来走到我们的卧室门口，朝里张了张望。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架柜子和一个书桌，都是我们从武汉运来的，别无他物。当年轻警察回过身时我发现他眼神里有了好奇。我想这是因为他已经从我前面的交待中得知，我和妻子原来都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也在一个大都市里的正经单位工作，为什么要到这北京郊区的农村宅院里身分不明地活着呢？也许是他这一突然的起身动作扰乱了老警察的心情，之后，老警察说：〃你们明天来派出所办暂住证吧。〃

这样的骚扰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太多回味，因为我还得忙公司的事，但妻子以及女儿却着着实实地惊慌了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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