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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党人的支持。杰克森上校表示不会反对丘吉尔前来角逐这一席位，但由于该地保守党组织在活动经费上有赖于尼科尔森家族的支持，因而他们只能以前议员的侄子尼科尔森为保守党候选人。于是丘吉尔决定自己单枪匹马地上阵一搏。

1924年3月，丘吉尔在无任何党派组织支持的情况下参加的这次补缺选举，引起全国社会各界人士和舆论界的极大兴趣。丘吉尔得到了包括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和巴尔弗的个人支持在内的许多帮助。在众多支持者中，有一位名叫布伦丹·布雷肯的年轻人尤为卖力。他“长着满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个青年人把他所推崇的首领（指丘吉尔）奉为上帝”。布雷肯以极强的组织和宣传能力为丘吉尔安排了几次引人注目的绝妙“表演”，其中一次是让丘吉尔坐着四轮大马车，车上还站着一名小号号手鸣号，在整个选区巡回演讲。戴利剧院的女演员们热情饱满、通宵达旦地在号召投丘吉尔票的信封上填写选民的住址姓名。丘吉尔感到这是一次“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轰动一时的选举，是我曾经参加过的竞选斗争所不能比拟的”。

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名义参加竞选的丘吉尔，在演说中对工党政府大加攻击，提醒人们防范危险的社会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做得多么好啊！他们是何等稳健和全面！……可是我要说，我们知道这平静的表面，与我们所知道的在下面流动的急流，是完全不相吻合的。”

他主张保守党团结一致，并与“1886年就形成的那个自由党的一派”进行合作，来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挑战：

“自由党的这个派别将把保守党的政策修改得与它所具有的人数和力量相适应；进步的保守党人和那些大的劳工选区的代表，将为国家提供反对倒退所必需的保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足够强大而广泛的阵线，以对抗社会主义者政党日益扩大的威胁，抵制其旧有的一切异端邪说和刚刚建立起来的声誉。我为威斯敏斯特选举选择了一个口号，那就是‘联合和自由’。”

有人谴责他与尼科尔森竞争议席是与保守党为敌。他解释说：“我自己提名作为候选人，完全不是与保守党及其领袖为敌。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党现在应当成为主要中心，工党的所有反对派都应向它靠拢。”“如果我认为当前提出的保守党候选人确实能代表这个选区的话，我就不会提自己为候选人。这涉及到重要的社会原则问题。选区由几个家族把持并据为己有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让威斯敏斯特选区像一套家具那样父传子、叔传侄，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指责他同保守党合作是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回答说：“如果说我能够诚恳地同保守党合作，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是保守党已经非常英明地回到或正在回到有远见的进步的行动纲领上来。”

还有一件趣事。丘吉尔在竞选期间收到了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信。这位幽默讽刺大师表示很想投丘吉尔一票，因为他认为“加利波利之战是一个好主意”；但他又说，他不能支持花了“我们1亿英镑试图将俄国的时针拨回封建时代”的人。

投票结果，尼科尔森仅以43票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丘吉尔。这已经是丘吉尔第三次竞选失败，而且这一次是功败垂成，使丘吉尔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仍坚韧地继续进行政治上的努力。他明白，如果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就必须以保守党作靠山。但重返保守党的事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体面地进行。他于1924年春末提出，在各选区成立“保守党和自由党联盟”。他给利物浦的保守党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萨尔维奇爵士写信，请他安排“一次在你主持下召开的两党共用一个讲坛的会议”。对两党联合持怀疑态度的萨尔维奇乐意帮助丘吉尔，劝他在完全由保守党人出席的集会上发表演讲，丘吉尔同意了。

丘吉尔在利物浦的演讲中表示，他并不反对在战争期间提出的对外国奢侈品课税的麦肯纳税案，也能够接受对殖民地和各自治领有利的帝国特惠制的原则。这表明丘吉尔在财政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保守党人的普遍欢迎。

很快他又被邀请到爱丁堡向苏格兰的保守党人发表演说。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他受到伦敦附近的埃平选区的保守党领导人的邀请，在该选区保守党议员退休后代表保守党参加竞选。丘吉尔不愿意马上就被人称为“保守党人”，但保守党埃平分会不愿意他持“独立人士”的名义以刺激党内顽固分子的反感，协商的结果双方都同意丘吉尔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加竞选。在保守党埃平分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丘吉尔作为保守党候选人，丘吉尔重返议会就是迟早的事了。

第一届工党政府只生存了9个月。1924年夏，有人检举共产党报纸的代理主编J·R·坎贝尔发表敦促士兵不要向“工人弟兄们”开枪的文章煽动叛乱。坎贝尔被起诉，但工党政府8月撤销了诉讼。9月底议会开会时，自由党坚持要求成立一个调查此事的小型特别调查委员会，工党反对这项动议。在10月8日的辩论和投票中，自由党不再支持工党政府。结果以364票赞成、198票反对的票数使政府遭到失败。第二天议会被解散；月底举行了新的大选。

在投票的前5天，外交部发表了对第三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致英国共产党的信的抗议照会以及季诺维也夫的那封信。信的内容表明共产国际命令英国共产党“设法以暴力推翻这个国家的现行制度并唆使英王陛下的军队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虽然后来有说法认为这是一个伪造的文件，但在大选中它却成为保守党人攻击工党的最好武器。

丘吉尔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讲才能，对工党政府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丘吉尔攻击工党政府“完全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削弱了英国海防力量，“急切地想抓住机会攫取统治权”，“玷污了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信誉”。他在伍德福特发表的演讲中说：

“让英国丢弃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披在她身上的那件德国制造和俄国制造的可笑而不体面的破烂伪装和外衣吧；让英国在自己的宝座上再次显示那庄重的神态吧；她决心要牢牢抓住海神三叉戟，在她的盾牌上悬挂的不是可恶的共产主义红旗，而是英国国旗。”

丘吉尔充满感情色彩的演讲令听众发出了“长时间响亮的欢呼声”，也给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留下了极深印象。鲍德温致信丘吉尔说：“你对各党派的温和主义者能起到杰出的引导作用……，我们热烈欢迎你能在下院给予帮助，下院已久未见到你从事议会政治的巨大才能。”丘吉尔还得到了两位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一位前独立的工党候选人的支持。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力以及他的多方奔走，使埃平选区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达78％。丘吉尔以19843票的高票数当选，比位居第二的自由党候选人夏普几乎超出10000票。

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战绩辉煌，总共获得了413个席位。工党的席位减少到151席。最惨的要数自由党，只剩下40个议席，从此后在议会中再也起不了重要作用了。不少自由党选民第一次投了保守党的票；几十位自由党或前自由党候选人，纷纷仿效丘吉尔自称是“宪政主义者”，并且有7人在这次大选中当选。这一现象反映了选民的一种倾向，而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显然是丘吉尔。鲍德温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就有可能鼓励自由党选民继续转向保守党营垒；而如果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话，则他很可能会与劳合—乔治以及伯肯赫德勋爵联合起来，成为强有力的政府反对派。因此，鲍德温决定把潜在的政敌化为盟友，在组阁时起用丘吉尔。

对丘吉尔的任命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一方面，鲍德温认为丘吉尔“在政府内比在政府外更容易控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反工党分子”不宜担负处理国内事务的职责。于是初步安排他担任印度事务大臣。但在与内阁副秘书汤姆·琼斯磋商时，琼斯认为性情急躁的丘吉尔不宜在有时需要采取严厉措施的这一部门任职。鲍德温又考虑让丘吉尔重返海军部或者任卫生大臣，但是，已被建议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拒绝担任该职而想去卫生部，因而张伯伦力荐丘吉尔出任财政大臣。鲍德温担心如此安排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张伯伦则担心丘吉尔若重返海军部将会使事情变得更糟。最后，鲍德温接受了张伯伦的建议并立即约见丘吉尔。

据鲍德温的传记记载，在会晤时，鲍德温问丘吉尔是否想当大臣。在英语中，一般大臣都称为minister，只有财政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亦即不管部大臣被称为ChancelBlor。或许这种区别显示了这两个职务的地位尊崇，只不过由于历史演变才使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变成了“留给已明显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担任的实际上并不重要的虚职。由于鲍德温使用的是Chancellor一词发问，所以丘吉尔反问道：“是公爵领地大臣吗？”

“不。是财政大臣。”鲍德温回答。

立刻，丘吉尔的热泪夺眶而出。财政大臣一职是他父亲担任过、他本人长期作为奋斗目标的职位，然而在此之前，由于政治上的升沉起伏，他刚刚从失败的困境中挣扎出来，对担任这一职务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此时梦想却意外地变为现实，并使他在事业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这一令人吃惊的转变”，使他从几个月前既无政党，亦无议席的政治孤立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仅次于首相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对此他不禁感慨万端。他不由想起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利的一句名言：“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

丘吉尔传……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５　一窍不通的财政大臣

在英国政治中，财政大臣一职是相当重要的。对于许多英国首相来说，这个职位都曾经是他们登上政治顶峰的最后晋身台阶。丘吉尔理所当然地为能得到这一显赫的职位而感到激动和兴奋，这使他有机会穿上伦道夫勋爵任财政大臣时曾经穿过的官服；他母亲“用薄纱和樟脑将这套官服保存了30年以上”。但是，这一职位又是他从政多年以来所担任的最为沉重和最具挑战性的职位。他从小就对数学感到头痛，长大后在花销方面从来也不去细算经济账，从政后对财政问题接触较少，后来他在财政部的副手、财政部政务次官罗伯特·布特比也曾说：“丘吉尔对重大财政问题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当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消息公布后，令许多英国人感到吃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丘吉尔，这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对财政一窃不通，竟成了财政大臣！”

和过去一样，他又一次带着埃迪·马什来到新的大臣岗位上；此外他还把伍德豪斯勋爵带到了财政部。他还留用了P·J·格里哥担任处理财政和行政事务的私人秘书，此人自从1921年以来一直在历届财政大臣身边任此职，“几乎成为历任财政大臣处理政务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伍德豪斯与另一名财政部官员唐纳德·弗格森一起担任助理私人秘书，这样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班子就达到4人。

丘吉尔深知自己对经济和财政所知不多的弱点。尽管他有庞大的财政问题专家班子作顾问，但有关经济和财政的重大决策需要他主持决定，责任最后也得由他来负，并且他还必须为自己制订的财政政策和预算在下院进行说明和辩护。因此他到财政部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批阅公文和信件，参加有关的各种会议，与财政顾问们磋商，到下院出席会议进行辩论、表决以及拜访政治家们，还要同首相经常保持联系和交换意见。总之，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他坚持亲自起草重要文件和自己的演说稿，并且“在下属官员起草声明或重要信件和内阁文件时，除非经过他自己的文学天才这个蒸馏器进行提炼，否则他是不会接受的”。

丘吉尔接掌财政部以后，立即面临一个极为重大的根本性财政问题，就是恢复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采取这一政策，在战后英国的现实情况下，可能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但也必然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收入的减少。一旦实施，将立即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弄得不好，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和影响经济复苏。

自大战结束以来，英格兰银行总裁蒙塔古·诺尔曼一直在为恢复金本位制努力进行着准备工作。他说服历任财政大臣采取紧缩通货政策，使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不断攀升，从1920年2月的1英镑兑换3．40美元涨到1922年末兑换4．635美元。诺尔曼计划到1925年初把比值最终调整到4．86美元，使国家币值的金本位达到战前水平。

在丘吉尔上任前，工党政府于1924年曾以前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为主席，成立了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认真听取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之后，仍在其报告中一致赞同应尽早恢复金本位制；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紧缩通货导致的失业人数上增等“诸多不便”，以及与美元的汇率差价较大等因素，报告又建议暂缓一年实行。保守党政府以绝对多数上台后，结束了此前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大选的历史。因此诺尔曼以及财政部的重要官员们，尤其是约翰·布雷德利爵士和奥托·尼迈耶爵士，都极力敦促丘吉尔恢复金本位制。丘吉尔此时显然是同意这一想法的；因为诺尔曼在得到他同意后到美国纽约去了，其目的是为金本位制出台后出现的财政困难安排备用的贷款。

但是当诺尔曼带着一项5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回来后，他却发现丘吉尔的态度有所改变。丘吉尔被比弗布鲁克的《每日邮报》上发表的猛烈攻击恢复金本位制政策的文章所触动；同时，他对在丹迪市参加竞选时所看到的因战后紧缩通货而导致的极度贫困景象也记忆犹新，这些都促使他更加慎重地再回头审视这一问题。他甚至亲自准备了一份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文件。他在这份被财政部的官员们称之为“丘吉尔先生的习作”的文件中说：

“整个恢复金本位制的问题，不能仅仅从财政和通货方面的考虑来加以处置。它对商人、工厂主、工人和消费者都有影响，尽管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决不意味着彼此毫无差别，即使在财政和通货方面的利益也是如此。”

丘吉尔认为，恢复金本位制有可能导致严重抑制贸易和就业的危险。他的看法遭到诺尔曼、布雷德利和尼迈耶的强烈反对。奥斯汀·张伯伦则以个人名义请丘吉尔改变看法。就连丘吉尔在下院的主要对手、前任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也在《观察家》报上发表了类似张伯伦的意见。只有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前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坚持反对恢复金本位制。

为了进一步听取不同的意见，也因为一年一度公布财政预算的日子日益临近而必须拿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丘吉尔在3月的一天安排了一次聚餐会，将对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持对立看法的双方代表人物邀请到唐宁街11号他的官邸里进行讨论。据格里哥回忆，凯恩斯认为：如果恢复金本位制，财政缺口将比预料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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