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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几点补充看（第1页）

苏联国家体系迅速解体的前奏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崩溃和苏共自身的瓦解，在此之后，苏联作为新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国家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绝不仅仅是作为观念体系、道德要求和行为方式的标准而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意识形态不仅被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形成了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经济模式。国家经济和政治领导中的高度中央集权也是出自这种思想理论，列宁正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国家政权体制。企业全面彻底的国有化和否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也是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早就写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民主、多元化、多党制、新闻自由的批判也同样源自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此，已经形成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解体必然会导致原有的国家体系和经济模式的瓦解。如果苏共在1928~1933年不放弃"新经济政策"或者在50年代恢复这一政策的话，那么这个过程也许进行得更平稳、痛苦更少一些。到了60年代末，这种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完全失去，而到了80年代末，无论是从时机，还是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源来说，这种变革已经不可能了。

过去从形式和内容上都颇为教条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瓦解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思想的瓦解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新的、更合理的人类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形式。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中蕴涵着科学的元素和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它不仅反映了客观现实，而且体现了人类的愿望和追求。社会主义为人类提供了更公平、更自由、更富裕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类有限的物质需求，同时也保障了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而这些愿望在苏联都未完成，苏联人民的精神需求甚至比其物质需求更为贫乏、更为不足。这甚至在社会主义支持者内都引起了不满，这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可以体现出来，而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也出现了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革体制，与建立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新的观念和体系相比，打破过去陈旧的教条、模式和观念的过程要快得多。在开始推行民主化和公开性政策之初，戈尔巴乔夫就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冤魂就藏在克里姆林宫的保险箱和柜子中。对于阿富汗战争、1939年签署的秘密条约、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事件等问题，以及过去年代的其他众多事件和决议，人们始终没有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回答和解释。戈尔巴乔夫不知如何向全国及整个世界解释1940年在卡廷森林枪毙波兰军官事件的真相，那又如何解释苏联政府在1918~1922年推行的许多不合理的强硬政策和行动呢？取消对新闻出版原有的限定和管制引发了批判浪潮，这股浪潮反对苏联国家和苏共的所有制度，首先就是反对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和承担责任，这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普遍质疑，而这种制度正是建立在苏共具有不受督促的权力的基础之上。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了"苏共的统治和领导地位"，而此时要求取消这一条款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要求是论据充分和合情合理的。但是即便是在取消了宪法第六条之后，苏共仍无法控制国家政权。苏共有庞大的资源和财富，但却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应有的支持和权威。

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不仅阻碍了国内健康的民主力量的发展，而且与这一思想相关的行动方针和指南也助长了党和国家统治阶层的不良习气，包括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许多地方高层领导人的自私自利等等。在几十年的过程中，在苏共内部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80年代，苏共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教条主义和苏共干部队伍的普遍腐化使这个党丧失了抵抗力。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还很强大和享有权威的时候，苏共也相应地成为具有权威的党，因为只有苏共才是这一思想理论的保卫者和诊释者。随着这一思想体系逐渐丧失它的权威，苏共也随之失去了威望。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了，这使表面看似强大的苏共陷人了困境。

在苏联不仅有执政的共产党，还存在着复杂的国家机关系统、经济管理部门、通讯和信息部门、强力系统、外交部门等等，所有这些系统担负着管理国家的事务、社会的生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责任。然而这些机构之间都是通过党组织机关来进行相互联系和协调的，党组织机关具有监督和最终决定的权力。于是就形成了党委书记制度，这类似于国内战争期间红军中建立的政委制度。当然，各部委可以在没有苏共的干预下管理自己的部门，但这指的是只是处理日常事务，因为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所有原则性决定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出版社可以不经过电话请示或者苏共中央的批准而发行书刊，但印刷厂有权拒绝印刷那些未经新闻检察官盖章的手稿，而新闻检察官则隶属于党的各级机关。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意识形态和党在苏联社会这个复杂的体系中简直是可有可无，甚至是多余的，其中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不解："共产党员在苏联社会中已经享有特权的领导阶层，他们对于感兴趣的是如何延长他们已经解决不了的危机。对于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来说，苏共都是多余的，但是无所作为的苏共却在领导着所有这些部门的工作。"这是非常肤浅和错误的论断。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运转不可能没有政治领导和社会监控，但在最近几十年中，苏联的政治领导更多的是阻碍了、而不是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但苏联在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方面却相对落后。70年代，仍保留原来粗放经营特征的苏联经济开始放缓。苏联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中与西方的明显差距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失败，因为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优势正是体现在能够组织高效的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加速苏联经济发展只能改造其原有的科技基础。从表面的教条主义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提出的"加速发展"和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口号似乎是正确的。但是党和国家已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源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失去了耐心，因为国家许诺的1980年之前实现富裕的目标并没有兑现。

苏联将理性的军备和国防政策转变为60年代对北约和中国的军事战略对等政策，这种政策持续了近15年的时间，俄共一些思想家至今都认为这是苏联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然而事实上这是苏联领导人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因为国家巨大的物质财富、科技、人力和智力资源不是用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是用于生产军事技术。苏联没有经受住疯狂的军备竞赛并最终败下阵来，戈尔巴乔夫为使国家摆脱军备竞赛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是将苏联高度军事化的体制转变过来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而这是戈尔巴乔夫所无能为力的。

一些人只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则只看到其缺陷和不足，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此事。苏联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社会体系的国家，苏共纲领中规定的许多目标和任务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高尚的。但是这些目标和任务却因为苏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不正确的、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而最终无法实现，这些手段不仅站污了这些目标，而且使其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在难以对世界局势以及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争中的失败做出解释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对外孤立的政策和镇压异己思想的方针。党的肌体看似强壮，但却已经丧失了免疫力苏联能够抵御各种外来的入侵，但却无法对付传染病。70年代国内出现的各种疾病已从本质上削弱了苏共的力量，80年代危机对于党和国家的肌体来说更是致命的伤害。如果使用武力固然可以延缓苏联生存的时间，但却会使苏联的疾病更加危险。与实行新的紧急状态和新的极权制度相比，苏联的和平演变可能是痛苦更小的解决办法。

苏联和苏共的土崩瓦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没有变成流血冲突的原因之一便是苏联并非是完全彻底的覆灭，苏联时期的许多成果依然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和文化领域，仍然存在于独联体和后苏联时代的各族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中。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沉痛的经验不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些经验是否会被合理地运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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