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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所（第1页）

这一切发生在七十年代，虽然在那座小镇和其他类似的小镇上，七十年代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甚至不像我当时在温哥华所了解的那样。男孩子的头发比以前长，但并没有披散在背后，空气中似乎也没有不同寻常的解放和反抗的气息。

一开始姨父为饭前祷告的事取笑我。取笑我不做饭前祷告。那时我十三岁，在父母去非洲的那一年里住在他和姨妈家。我从不曾在一盘食物面前低下头。

“感谢主，赐我食，求祝福，赐我力。”贾斯珀姨父说。与此同时我把叉子举在半空中，停止咀嚼已经吃进嘴里的肉和土豆。

“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之后他说：“惊讶吗？”他想知道是否我父母说的是不同的祷词，也许他们在饭后祷告。

“他们什么也不说。”我告诉他。

“真的吗？”他说，用假装出来的诧异语气，“你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吧？不做饭前祷告的人到非洲去帮助野蛮人——想想吧！”

在加纳，也就是我父母教书的地方，他们似乎没有遇到过野蛮人。基督教在他们周围繁荣兴盛得令人难以招架，甚至公共汽车背后都有基督教的标志。

“我父母是一位论派教徒。”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把自己排除在外。

贾斯珀姨父摇摇头，让我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相信摩西的上帝吗？也不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们一定是犹太人。不对？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吧，是不是？

“大概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上帝的信念。”我说，语气也许比他预料的更加坚定。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看起来并不会成为一位论派教徒，因此我已经习惯了餐桌上关于宗教以及无神论的激烈讨论。

“但是他们相信做高尚的工作，过高尚的生活。”我补充说。

这是一个错误。不仅姨父的脸上出现了怀疑的表情，他扬起眉毛，惊奇地点头，甚至在我自己听来刚刚从我嘴里说出的话都那么陌生、浮夸、缺乏说服力。

我不赞成父母去非洲。我反对被丢弃——这是我用的词——被丢给姨妈和姨父。也许我甚至对他们——我坚忍的父母——说过，他们的高尚工作就是一堆废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不认为父母本人说过“高尚的工作”或“做善事”之类的话。

姨父感到满意，至少暂时是。他说我们不得不停止这个话题，因为他必须在一点钟之前回到诊所，从事他自己的高尚工作。

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姨妈拿起了叉子，开始吃饭。她原本会一直等到争论结束。这也许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对我的鲁莽感到惊恐。她习惯于忍住不开口，直到她确定姨父说完了所有他想说的话。即使我直接对她说话，她也会等，同时看向他，看他是否想回答。她一旦说话，那话语总是那么令人愉快，而当她知道自己可以微笑的时候，她就立刻微笑，因此很难认为她感到压抑。也很难认为她是我妈妈的姐姐，因为她看上去比妈妈年轻得多，青春得多，整洁得多，而且经常露出灿烂的微笑。

妈妈有时会直接提高嗓门，盖过爸爸的声音，如果她有特别想说的事情的话，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的两个哥哥，甚至那个说为了能够给女人点厉害而要考虑改变信仰的哥哥，都总是把她当作平等的权威听她说话。

“道恩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丈夫。”妈妈说，语气尽量显得客观中立。或者，用更干巴巴的语气说：“她的生活就是围着那个男人转。”

这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话，并不总是意味着轻蔑。但我以前从未见过像道恩姨妈这样对此完全身体力行的女人。

当然，如果他们有孩子，妈妈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想象一下吧。孩子。那小东西会碍贾斯珀姨父的事，哭哭啼啼地要走妈妈的一份关心。生病，生气，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想要他不喜欢的食物。

那不可能。房子是他的，菜单要由他来定，广播和电视节目要由他来选。即使他在隔壁坐诊，或者在出诊，一切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得到他的许可。

我慢慢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规则可能令人非常惬意。闪亮的银勺和银叉，光滑的深色地板，舒适的亚麻床单——所有这些家务的神圣性都由姨妈主导，由女佣伯妮斯实施。伯妮斯亲手做每一道菜，熨擦碗布。镇上所有其他医生都把日用织品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而伯妮斯和姨妈却把我们的织品晾在外面的晾衣绳上。所有的床单和绷带都被太阳晒得泛白，由风吹得干爽，远胜别家，并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姨父认为那些中国佬上浆太多。

“中国人。”姨妈用轻柔的逗趣的声音说，好像她要同时向姨父和洗衣工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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