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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我说的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的中国人，甚至是大多数，感觉到自己缺少钱治病！现在人们说，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三大难题，教育、买房、医疗。在我看来，前两项都还有一定的“刚性”。最可怕的是医疗问题！谁都不知道，我需要挣多少钱？我需要存多少钱？就能够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医疗了。人们心里永远没有“着落”，这是最令老百姓内心慌乱的事情。

随便说说，我国多少年来“内需”不足，基本原因显然是：消费主体是穷人，没有钱，何来扩大内需？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敢去“扩大内需”，不敢随意动用自己的小小存款，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必须“存钱”以应付医疗，医药费高昂且为“不时之需”，而且还是个无法预测的“无底洞”。这几个月，无底洞中偶然飞出个妖怪　——　萨斯，就几乎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吓得个魂飞魄散。

让我们来看事实。

第一名感染萨斯的黄杏初先生是一名大厨师，月收入1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阶层。该收入水平在深圳也是不错的。在全国，那是99％以上的工薪者远远摸不到边的，就是北京2002年的平均工资，据报载也不过是“突破”了年收入1万元。那还是1整年的收入啊！但黄先生此次为了医治萨斯，花了16万元，据称已把多年积蓄花了个精光。他算是个经济富裕的人，能够为了生存抵挡一阵。而同时，国内大量病人却是没有多少钱的穷人，于是便发生了多起萨斯患者的逃跑事件。显然，“逃跑”的原因，并不是怕被“医疗”，而是怕负担不起的医疗费！此次疫情暴发期间，民工是萨斯患者中的“第一大人群”。但是我们的民工，虽然辛苦非常，才能挣几个钱呀。举几个例子，您瞧：

（一）据报道，5月26日上午，一名发烧38。5摄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后却又逃走。为什么？他是被“区区”200元检查费吓跑的。同车的60余名乘客下车后不等医务人员到来检查即纷纷离去。后来这位疑似患者丘川友先生在隔离期间又欠下安贞医院3000元押金，他的艰难可想而知。

（二）5月17日上午11时30分，西安市临潼区靳家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一辆车号为陕AG1011从运城开往西安的依维柯中巴车里，一名叫阿庆的四川彝族青年体温达39度。检查站马上将其送到西铁工程医院拍片检查，经测量阿庆体温38度，常规化验不正常，拍片结果显示其右肺下叶处有片状阴影。临潼非典办流调队将全车17人带到医院留验观察。但后来阿庆先生翻墙逃走。他也是被医疗费吓跑的！

（三）家住辽阳灯塔市铧子镇矾盛居民委的张键先生，于4月22日住进北京市宣武区回民医院，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接受治疗。5月1日他因交不起5000元诊疗费，翌日凌晨从医院逃走，他带着女友乘坐5月2日10点20分的11次列车于当日从北京到沈阳北站，随后打了辆出租车于当晚9点30左右跑回矾盛村。

……

萨斯患者一旦逃走，会把所有的人惊出一身汗来。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好在国内采取了强有力的检查和隔离措施，因此没有出现大量病人“流亡”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萨斯向广大农村的可怕蔓延。一旦出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什么会出现病人逃亡的现象？就是害怕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尽管国家申明，农民的萨斯医疗费全由国家负担，但可能“宣传的力度”不够，民工中弥漫的对医疗费的恐惧并未消失。同时，政策还不够明晰，什么样的人算农民？城市的民工算不算？现在有的地方“农”与“非”的界限已不清晰，如何界定农民？有人从农村到北京务工已经许多年了，还有人从偏远的小城镇来的，自己并没有“责任田”，这些穷人都算不算农民？

再说，具有城市户口的普通收入的人群，就一定能够胜利地担负起萨斯医疗费吗？

萨斯医疗费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判断的关键。历来，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被称为“小病”，但现在，一有发烧，就可能被“疑似”为萨斯，粘上了萨斯的边后，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检查和治疗都是惊人的“高消费”，有的医院竟然“透个视”也要收150元！而若是被检者真的惹了萨斯上身，那就更不得了了。萨斯的治疗费大致需要多少呢？据报道：早期广东省治非典都是先收费的，河源首例病人黄先生，佛山首例病人庞先生，广州的中国１号“毒王”所付医疗费，皆高达人民币20万元或几十万元。据有的媒体估计，国内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平均约为10万元。

10万元一位！非同小可。

另据北京中日医院的估算，非典病人的治疗费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疑似病人一周费用为5000元，普通病人约为200元一天。根据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对北京大学附属多家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100元左右，而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200元左右。

在这高高的“萨斯医疗费”面前，穷人和富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据《京华时报》报道：一位25岁尚未有正式工作的小齐女士，因非典住进北京佑安医院，4月28日出院时才知道：住院费4万多元！　账单有两页长，收费项目大概有100多个。其中最贵的是日达仙，每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每天注射一支，共计1。7万元。另外凯帝钦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从没听说过的药物的名字。这一下子，小齐不由失声痛哭，夫妇俩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了，他们被病魔没头没脑地、一下子投进了可怕债务的深涧……

所以说，我国大量患者，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面对着医院的账单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涩。

当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一面。据网上消息，财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从高层听说了“非典”的时候还不相信，到了台湾才相信厉害，立刻让手下花10万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飞机，飞回大连。10万元，算什么事！几个小时就花掉了……。看来，富人的生命要贵重多了。

不错，中国是有这样的富豪，但这并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虽然有人说，中国是富豪的中国，但我认为，中国仍然应当是人民的中国。富豪人数极微，因此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显然，不能以他们的豪华标准来制定。但从医院算账的情况来看，接待豪富患者，却正是许多“三级甲等医院”的努力方向。

现在，萨斯病情的传播已经逐渐被控制，情况在变好，人们也终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此次萨斯的突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是此次萨斯最大的受害国，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据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国大陆的萨斯患者总数5328人、占世界总数的64。1％，因萨斯死亡人数328人、占世界总数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地，上述两个比例则为88。6％和90。6％。除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世界上还有27个国家出现了萨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人、加拿大159人、美国66人、越南63人以外，其他国家的累积病例都只达个位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萨斯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大病”。中国对此病的治疗、及未来的预防都应当有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就教训来讲，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调整医疗改革的方向。

1）国家应大力支撑大量医院的硬件建设，这是国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终做好。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基本工作。与其盖那些空置率极高的高楼大厦，不如多盖一些医院，就像发达国家那样，绝大多数人民看病起码在硬件上可以“不发愁”。病房不能像鸽子笼那样拥挤，而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大量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因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环境，而病人才是医疗目的，这样有利于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凡危重病人都应当住单人病房，不致影响周围其他患者的情绪。我们中国人必须改变那种认为老百姓看病、能挤上一张床就不错了的“老观念”。我们应当给中国百姓患者以尊严。另外，有的人则把医院当成一种“医疗市场”，病人只是因陋就简的“消费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档次、无力消费的穷人，花不起钱，所以能看上几分钟病就应当“知足长乐”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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