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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返回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尤金发现学校里气氛很严肃，这跟当时的战争有关。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校园更加安静、更加阴沉了——因为学生数量少了许多，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年龄稍大一些的全都打仗去了。剩下的学生虽然仍有人管束，但是大都处于狂热的状态，一个个心绪不宁。他们对读书、对毕业以后的就业和成功都心存各种顾忌——唯有前线的胜利让他们感到激动和鼓舞。用不着操心明天！为明天而用功读书又有什么用！大炮已经把所有的计划轰成了碎片，所有按部就班的工作已经结束，对此他们内心感到狂热，并且欣喜地欢呼。学校的教学工作仍然漫不经心地进行着，学生们个个心不在焉：人虽然在教室里，眼睛虽然盯着书本，但是耳朵却竖得老高，正凝神聆听外边传来的战报。

这个学年刚一开始，尤金的学习态度就变得非常认真了。他和阿尔特蒙中学的一个优秀毕业生——鲍勃·斯特林成了室友。鲍勃今年19岁，是一位寡妇的儿子。他中等身高，穿着整洁而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正因如此，不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都会善良、得意地一笑了之。他的脑袋特别聪明——思维灵敏、做事专心、读书用功，但是缺乏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他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他为每门功课安排了一定的学习时间，每课书都要按规定温习三遍，而且还会快速地低声诵读。每逢周一他都要把换下的衣物送出去洗。同学们聚会的时候，他往往显得既热情又高兴，自得其乐。但是他永远都严格遵守自己的时间表。玩上一会儿后，他就会看着手表说：“哎呀，玩得好开心，但是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呢。”说完他就走了。

大家都说他前途无量。他曾经对尤金的某些不良习惯作过善意、认真的规劝。他认为他不应该把脱下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不应该把换下的脏衬衫和脏内裤堆在一起；每门课都应该规定好学习的时间；起居应该定时。

他们住在校园一角某个私人的寓所里。屋里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学的三角旗，这些东西都属于鲍勃·斯特林。

鲍勃·斯特林患有心脏病。有一天，他爬上楼梯之后，站在楼梯口喘个不停。尤金打开了房门。他看见鲍勃·斯特林那张布满灰色雀斑、快乐的脸变成了死灰色，嘴唇也抖动着，颜色发青。

“你怎么啦，鲍勃？哪儿不舒服吗？”尤金问。

“过来，”鲍勃·斯特林微笑着，“把你的头放到这里来。”他把尤金的头拉到自己的心口上。只听见他的心跳得很慢，脉率不整，呼吸的时候，还发出“咝咝”的杂音。

“我的天哪！”尤金惊叫起来。

“你听见了吗？”鲍勃·斯特林说完，开始笑了起来。然后他走进屋里，轻快地搓着冰冷的双手。

后来他病倒了，没法再去上课。他被送进了学校医务室，在那里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从外表来看，他病得似乎并不是很严重，但是嘴唇始终是青色的，脉搏很慢，体温也特别低。医生也无能为力。

他母亲来到了学校把他接回家去了。尤金每个星期都固定给他写两次信。他的回信只有短短的几行，但总会带来一些让人高兴的消息。后来终于有一天，他死了。

两个星期以后，那位寡妇返回学校收拾儿子的遗物。她默默地把那些不会再有人穿的衣服收拾在一起。她是一位40多岁、身体健壮的女人。尤金把墙上的三角旗都取了下来并且折叠好。她把旗子也装进了手提箱，转身要走。

“这儿还有一幅。”尤金提醒她。

她突然哭了起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是那么坚强，”她说，“那么坚强。那些日子里——我没有跟你提起过——你的信让他非常快乐。”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尤金心想。

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心想。鲍勃在这里待过，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我总能想起他嘴唇发青、气喘吁吁站在楼梯口的样子，耳畔永远能够听见他喃喃读书的声音。一到晚上，对面的另一张床却是空荡荡的。从此以后，我就要单独一个人住了。

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却搬进了学校的一间集体宿舍。他有两位室友——一位也是阿尔特蒙人，名叫L.K.邓肯（“L”代表劳伦斯，但大家都叫他“老鹿”），另一位是圣公会一位牧师之子，名叫哈罗德·盖伊。两人都比尤金年长几岁：“老鹿”24岁，哈罗德·盖伊22岁。这3个性情古怪的人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很不容易。他们把两间屋子的其中一间当作“书房”。

老鹿是阿尔特蒙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民主党的一名小政客，在当地影响很大。老鹿的身材很高——大概有六英尺一二，但却非常瘦，或者说非常单薄。他的脑袋已经有些秃顶了，前额高高的，大而浅色的眼睛向外鼓出着。苍白的长脸从眼部开始就往里斜下去，一直斜到下巴的位置。他的肩膀有些弯曲，而且非常窄；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像铅笔一样匀称。他经常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穿着紧身的法兰绒西装、高高的硬领、宽大的丝绸领结，胸前的口袋里还塞着花花绿绿的丝质手帕。他是法学院的学生，但是却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勤奋钻研逃避读书上去了。

年纪较小的学生——尤其是一年级的新生——吃完饭后常常围在老鹿的身边，目瞪口呆地听他吹牛聊天。他吹得越神奇，他们就越是渴望听下去。他的生活态度就像游乐场里那些专门吆喝拉拢观众的人：夸夸其谈、神气十足、玩世不恭。

另一位室友的名字叫哈罗德·盖伊，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孩子。他戴着一副眼镜，这是他灰暗的脸上唯一富有光彩的东西。他的长相既平庸又丑陋，没有一点特别之处。周围的事物至少有45令他迷感不解，因而他也不需再费心思了解它们了。相反，为了掩饰他的胆怯和困惑，他动辄就会像驴一样哈哈地笑起来，但是往往都笑错了时机。他笑的时候呲牙咧嘴、得意极了。能跟老鹿结成一帮，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了。他整天跟在这位花花公子的身后到处乱转，嘴里还叼着烟，一双放荡不羁的眼睛四下乱瞅。他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又深感不安，活像一个堕落的牧师。

“哈罗德呀！哈罗德！”老鹿有些责怪地说，“他妈的，你这个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成天就只知嚼口香糖，再这样下去，你要把主日学校的钱全都糟蹋在电影上了。想想我和阿金吧。阿金还是个小孩子，纯净得跟牲口棚似的；至于我本人，我一向只在上流圈子里活动，和我保持联系的人只是那些一流酒吧里的招待、最有气派的野鸡。要是你父亲知道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会怎么想？难道你不觉得会把他给吓一跳吧？他肯定会克扣你的烟钱的，小子。”

“他想干什么我他妈的才不害怕呢——我也不怕你！”哈罗德粗暴地说着，咧嘴笑了一下。“我他妈的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嚷嚷着。整个宿舍的其他窗户里马上报以各种怪声号叫——“去他妈的！”“闭嘴！”以及一些嘲讽和喝彩声，哈罗德听后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圣诞节一到，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重又团聚了。一种即将解体、即将死亡的预感，把他们一个个全部召唤回家。巴尔的摩的外科医生并没有带给甘特任何希望，相反，他更加证实死神已经向他发出了最后的拘票。

“那么他还能活多长时间呢？”海伦问。

医生耸了耸肩。“我亲爱的小姐！”他说，“我也说不准。他这个人真是个奇迹。你知道他是我们这儿的头号病人。医院里所有的外科医生都给他诊治过病。他还能拖多久？我可真的没有把握。你父亲上次做过手术以后，我就没指望能再次见到他。我很担心他能不能熬过去年冬天。但是你瞧，他又来了。他很可能还会到这里来好多次呢。”

“你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吗？你觉得镭射疗法管不管用？”

“我只能暂时减轻他的痛苦，甚至可以暂时控制病情的扩散。除此以外，我无能为力了。不过他的生命力可真的太强了。他就像一扇吱呀作响、只靠独链挂着的门——直到现在还挂在那儿。”

就这样，她又把他带回了家，死亡的阴影就像高悬在他们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恐惧就像一只豹子，轻手轻脚地徘徊着，始终不肯离去。海伦经常生活在压抑的歇斯底里状态中：不管在伊丽莎的家里还是在她自己的家里，这种情绪每天都要爆发一次。休·巴顿买了一幢房子，让她和家人分开，一个人住在那里。

“只要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就永远得不到安宁，”他说，“这就是你目前面临的问题。”

她常常生病，而且一病就是好几天。她频繁地去找医生就诊、接受指导，有时还会在医院里住上几天。她的病有多种症状——有时候双乳疼痛，有时候神经衰弱，有时候整个人都快要垮掉了。遇到这些情况她就会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既有甘特的影响，也有自己无法生育的原因。她经常在背后偷着喝酒——每次只喝几口，想以此来提提神，倒不至于喝醉。她喝的都是一些劣质的酒——只想获得酒的效果，例如“强身药”“百草精”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好像故意不喝品质优良的好酒，而是在医学的名义下蒙骗自己，不承认自己渴望酒精的作用。这就是她自欺欺人的一个明显特点。她的生活就是在一连串欺骗和象征中度过的——她的憎恶、她的爱好、她的悲伤、她的快乐，全都有具体的原因。但是就连她本人也说不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除非她真的病倒在床上爬不起来，否则她从来不会长时间离开她的父亲。甘特即将死去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的生命里。在死亡的恐怖之下，在死亡挥之不去的威胁之中，在那无法探究的神秘里，他们全都战栗不已。他们的尊严和勇气都被剥夺一空。他们不顾一切、神情疲惫、不顾自尊地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每当死神降临在陌生人身上的时候，人们都能够平静、达观地接受；可一旦轮到自己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死亡是一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事。他们不敢想象甘特会死，就像不敢想象上帝会死一样；事实上他们更难想象前者，因为在他们眼里，甘特比上帝更加真实，比上帝更加不朽，他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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