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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窖（第1页）

空气冷飕飕的；天高云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门，门廊上挂着的南瓜灯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后的一个星期，那些一心想讨糖果的孩子们会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员、僵尸鬼、外星人、骷髅、吉卜赛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摇滚歌星；我照例会关上灯，假装不在家。这倒不是讨厌他们，而是出于自我保护——万一哪个小不点不见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诱他进来，然后吃了他。

我就是这样对米拉说的。她的生意正红火，卖橘黄色的矮蜡烛、黑色的陶制猫、缎子缝的蝙蝠，还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们的头是用干苹果做的。她听了我的话噗嗤一笑，认为我在开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懒洋洋的——我的心脏不舒服，几乎离不开沙发。然而，今天早晨吃完药后，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兴冲冲地走到圈饼店。在那里，我看见洗手间的墙上又新添了一句话：如果你说不出什么好话，那就干脆别说。后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么好东西，那就干脆别吮。知道言论自由在我们这个国家还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个涂巧克力的炸圈饼，带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长椅上，紧挨着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温暖的阳光下，活像一个晒太阳的乌龟。不断有人从我面前走过：两个肥胖的女人推着婴儿车；一个瘦一点的年轻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装，上面有一些银色钉饰，鼻子上也嵌了一颗；还有三个身穿风衣的古怪老头。我感觉他们的眼睛在盯着我。难道我还是那样声名狼藉，或者我还是那样一个偏执狂？或许是因为我不停地对自己大声说话的缘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声音在不经意间像气流般涌了出来？这种空洞的老人低语好似冬日里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风瑟瑟地吹过枯草。

我对自己说：谁在乎人们怎么想？如果他们愿意听，那就请便。

谁在乎，谁在乎——年轻人总是这样说。我当然在乎。我在乎人们怎么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劳拉，我从来没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一条狗过来了；我给了它半只炸圈饼。“请便。”我对它说道。当瑞妮抓到谁在偷听时，她总是这么说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们一直在议论钮扣厂发生的事。据说，当时有外来的煽动者在活动；他们激起事端，特别是挑动那些容易冲动的年轻人。人们说起劳资谈判、工人权利以及工会的事。工会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说只雇用工会会员的企业的工会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吗？似乎没人搞得清楚。总之，这些人都窝着一股火。

煽动闹事的是些流氓和雇来的罪犯（希尔科特太太如是说）。这些煽动者不仅是外来的人，还是外国人，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令人惊恐。那些留着短须的矮个子亡命之徒，用鲜血写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战斗到底。他们会发动暴乱，肆无忌惮；他们会安放炸弹，会在夜里潜进来，割断我们的喉管（瑞妮如是说）。这就是那些残忍的布尔什维克和工会组织者的斗争方法；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埃尔伍德·默里如是说）。他们谋求性爱自由，毁灭家庭，枪毙任何一个有钱人——哪怕他只有一点点钱，或者一块手表，或者一枚结婚戒指。听说，俄国就是这么干的。

据说，父亲的厂里有了麻烦。

关于煽动者和厂里有麻烦这两件事，都作为谣言被公开否认了。可人们对这两件事都深信不疑。

九月里父亲让一些工人停工回家，其中包括一些年龄不大的人。根据他的说法，他们还年轻，能自己谋生。他还让留下的工人每天缩短工时。他解释说，这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活让工厂的全部生产能力运作起来。顾客们不买钮扣，或者说不买蔡斯父子公司生产的那种钮扣，而公司靠的又是薄利多销。顾客们也不买便宜、耐用的内衣；他们把旧的缝缝补补，将就着穿。当然不是人人都丢了工作，但那些有工作的也感到没信心保牢饭碗。他们自然就想省钱，而不是想用钱。这也不能怪他们。你若处在他们的境况，你也会这么干。

数学进入了我的生活——它有那么多长腿、那么多脊骨和脑袋，还有由零构成的无情的眼睛。它告诉你：二加二等于四。但如果你没有二和二呢？那就没有四。确实没有四，我也没办法；我无法让账本的赤字变成盈利。这令我十分不安，似乎是我个人的错。夜里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账本上那些数字在我眼前闪动，在钮扣厂我的橡木方桌上排成队——这一排排的赤字就像机器毛毛虫大口吞噬剩下的那点钱。有一段时间，蔡斯父子公司钮扣的售价还够不上成本，这时候赤字就出现了。这就是数字的恶劣表现——不讲爱心、不讲公正、不讲仁慈——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数字就是数字，它也别无选择。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父亲宣布工厂停产。他说这只是暂时性的。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复生产。他说，这叫以退为进。他要求工人们能谅解和耐心等待，而工人群众报以警惕的沉默。宣布完之后，他回到阿维隆庄园，把自己关在塔楼里，喝得酩酊大醉。一些东西被摔破了——无疑是瓶子。劳拉和我坐在我房间的床上，紧握双手，听着头顶上面的悲愤的咆哮，就像是屋内的暴风雨。父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生气了。

他一定感到自己辜负了工人。他失败了。他对此无能为力，这事已经够他受的了。

“我要为他祈祷。”劳拉说道。

“上帝会管吗？”我说，“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他也根本不会管的。”

“你以后就知道了。”劳拉答道。

以后是什么时候？我很清楚，我们以前曾谈论过：那就是等我们死后。

父亲宣布停产后几天，工会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工会本来就有一批骨干分子，而现在希望人人加入。他们在关闭的钮扣厂外面集会，号召所有的工人参加，因为听说父亲再开工时会大幅裁减工资，而给他们的钱还不够糊口。在这种艰难时期，父亲会像别的厂主一样把钱存进银行，坐视不管，直到工人们被榨干，变成穷光蛋；而他却乘机用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父亲和他的一大家子，以及两个宝贝女儿都是喝工人血汗的寄生虫。

瑞妮说，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工会组织者是外面来的人。当我们围着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她向我们叙述这一切。（我们已不在餐厅里吃饭，因为父亲不再来用餐了。他把自己封闭在塔楼里；瑞妮用盘子把饭送上去。）这些粗鲁的工人不懂什么叫体面，把我们俩也卷了进去。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相干的。她叫我们别当回事，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仍然有一些人对父亲忠心耿耿。在集会的时候，我们听见有反对的声音，后来声音提高了，再后来发生了扭打。工人们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有一个人被踢中了脑袋，结果进了医院，查出是脑震荡。他是罢工者中的一员——他们现在自称“罢工者”。但是这种伤害只能怪他们自己：一旦发起这种动乱，谁能预计产生什么后果呢？

最好不要发起动乱。最好保持沉默。那样就好多了。

卡莉来看望了父亲。她说，她为父亲感到担忧。她担心父亲垮下去。她的意思是指道德上垮下去。他怎么能这样傲慢而吝啬地对待他的工人？父亲要她面对现实。他说，她是一个帮倒忙的好心人。他又问道：是谁把你扯进来的，你的左派同志吗？她说，是她自己想来的，是出于爱，因为父亲尽管是个资本家，原本还是个体面的绅士，但现在她发现他已变成了一个没有心肝的财阀。父亲说，一个破产的人不可能是财阀。她说，他可以变卖资产。他说，他的财产并不比她的屁股值钱；照他看来，不管哪个男人要，她都可以免费奉送。她说，他从来没嫌弃过她的“免费奉送”。他说，这不假，但他暗贴的代价也是够大的了——首先是在他家里为她的艺术家朋友提供饮食，接着是他的身体，现在则是他的灵魂。她骂他是反动资本家。他骂她是社会寄生虫。至此，他们俩已在相互大声对骂。接着，传来几声砰砰的门响，一辆汽车沿着门前的砾石路急冲冲地开走了。两个人就此不欢而散。

瑞妮是高兴还是难过？难过。她不喜欢卡莉，但已经习惯了她。而且，卡莉曾经一度真心对父亲好过。谁会来代替她呢？也许是另外一个荡妇，反正也好不了多少。

接下来的一星期，工会号召全体罢工，以表示与钮扣厂工人团结一致。有命令说，所有的商店和生意都必须关门。电话和邮政也必须停止营业。没有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冰块。（谁在发布这些命令？没人认为命令是由他们同一战线的人发出的。此人自称是本地人，就住在镇上，曾经被认为是个巨头之类的人物。后来才弄清楚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看他这种做法，他也不可能是本地人。他算是哪个家族的？）

所以，不是这个人。瑞妮说，他不是幕后策划者，因为他没有这个脑筋。这后面有黑势力在操纵。

劳拉为亚历克斯·托马斯担心。她说，他多多少少卷进去了。她知道他会的。照他的思想，他非卷进去不可。

当天的午后，理查德·格里芬驱车来到阿维隆庄园，后面还跟着两辆汽车。这是三辆大轿车，车身低矮，亮光光的。总共五个人，有四个是大个子，身穿深色大衣，戴着灰色软呢帽。理查德和他的一个随从跟着父亲去书房。另外两个随从则立于房子的两个门口，一前一后；剩下的两个开着其中一辆豪华车去了别的什么地方。我和劳拉躲在她的房间里，隔着窗户观看外面的车来车往。大人嘱咐我们避开客人，实际上也不想让我们听见他们的事。当我们问瑞妮是怎么一回事，她看上去很担忧，说她也猜不出来。不过，她一直在留心外面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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