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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罗南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八年（第1页）

希罗多德之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世界对那个沙漠几乎失去了兴趣。从公元前四二五年38直到二十世纪初，人们的目光始终投向别处。那里一片沉寂。十九世纪是属于大河探索者的时代。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个地球的一隅有了一段短短的后续史，主要是由私人资助的探险队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会在伦敦的地理学会开几个小讲座，协会位于肯辛顿地区。做讲座的人一个个晒得蜕皮、神情憔悴，活像康拉德笔下的水手，无论出租车上的礼节，还是公车售票员的俏皮话，他们都有些不适应了。

去地理学会开会的路上，这些人会坐火车从郊区到骑士桥，一副心神恍惚的模样，他们经常迷路，找不到车票，唯一在意的是那几张发黄的地图，还有讲稿——写得很慢、很痛苦的讲稿——放在背包里，这个背包早已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傍晚时分，六点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纷纷上路，走进属于孤独者的暮色。傍晚六点，一个平淡无奇的时刻，一个城市人归家的时刻。探险队成员到达肯辛顿，时候还早，他们在莱昂斯饭店吃过饭，走进地理学会，坐在楼上毛利人大独木舟旁的厅里，再看一遍讲稿。讲座八点开始。

这样的讲座每两个礼拜一次。有人做介绍，有人致谢。总结陈词的人通常会质疑或者证明讲座内容的准确性，总是带有相关的批判性，但从不过分。主讲者尊重事实，这一点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即便是主观臆断，说的人也知道把握分寸。

我从地中海边的苏克沐到苏丹的乌拜伊德，这段穿越利比亚沙漠的行程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呈现很多有趣的地理问题的路线……

在这些橡树木的房间里，人们从来不会提及曾经做了多少年的准备工作，多少年的调查研究，多少年的资金筹集。上一周的演讲人在报告里提到有三十个人在南极的冰雪中遇难。像这样发生在极热或风暴地区的类似损失，每次宣布时都尽量言简意赅。地球的表面以及地球上“有趣的地理问题”，这是眼下的议题——所有属于人的以及经济的行为与这个议题都是南辕北辙。

这个地区的洼地，除了颇多论及的拉扬谷，是否可以考虑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灌溉和排水方面发挥作用呢？这部分绿洲的自流水供应是否正在减少？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神秘的“扎苏拉”呢？还可能发现其他“失落”的绿洲吗？托勒密王朝的乌龟沼泽在哪里呢？

这些问题是埃及沙漠观察协会的会长约翰·贝尔在一九二七年提出的。到了一九三零年代，相关的文章越发审慎。“关于‘哈里杰绿洲的史前地理’所展开的讨论十分有趣，我想就其中的几点补充几句。”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拉迪斯劳斯·德·艾尔麦西和他的同伴们发现了失落的扎苏拉绿洲。

利比亚沙漠探险的伟大十年结束于一九三九年。这一年，这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地球一隅沦为战场。

藤蔓交错的卧室里，烧伤的病人可以看得很远。就像拉韦纳的死亡骑士，大理石的身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脑袋靠在石枕上，以便他的目光越过自己的双脚，望向遥远的风景。越过非洲久违的雨水。抵达开罗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日出而作，他们的日落而息。

汉娜坐在病人床边，像个侍从般陪着他走过一段段旅程。

一九三〇年我们开始给大吉勒夫高原绘制地图，寻找名叫扎苏拉的失落的绿洲。刺槐之城。

我们是沙漠里的欧洲人。约翰·贝尔一九一七年就曾观测过吉勒夫。然后是凯末尔·丁。然后是巴格诺德，一路向南直到沙海。还有麦多克斯、沙漠观察协会的沃波尔、瓦斯菲贝伊39、摄影师卡斯帕瑞斯、地质学家卡达尔博士以及伯尔曼。大吉勒夫——那个躺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大高原，麦多克斯总爱说有一个瑞士那么大——它是我们的心肝儿，高原东西两面的斜坡十分陡峭，北面逐渐往下倾斜。高原在沙漠中横空出世，位于尼罗河以西四百英里。

古代的埃及人认为绿洲以西没有水。那里是世界的尽头。沙漠的腹地是没有水的。但是空旷的沙漠往往埋藏着失落的历史。图布部落和赛努西教团的部落曾经在那里出没，他们知道哪里有水井，这是他们严守的秘密。传言沙漠的腹地隐藏着肥沃的土地。十三世纪的阿拉伯作家曾经说起扎苏拉。“小鸟的绿洲。”“刺槐之城。”在《秘密宝藏》一书40中，扎苏拉被描写成一座白色之城，“雪白如鸽”。

打开一幅利比亚沙漠的地图，你可以看到名字。一九二五年，凯末尔·丁几乎独自一人开始了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探险。巴格诺德，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艾尔麦西和麦多克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北回归线以北。

我们是战火夹缝中的一个小团体，我们画地图，我们探索，再探索。我们在达赫莱和库夫拉聚会，把那里当成酒吧和咖啡馆。巴格诺德起的名字，绿洲协会。我们知道彼此的秘密，知道彼此擅长什么，有什么弱点。不管巴格诺德做什么，我们都会原谅他，因为他可以这样描写沙丘：“沙丘表面的沟槽和波纹，形似狗嘴上颚的空凹。”这是真实的巴格诺德，他那只探索的手可以伸进狗嘴深处。

一九三〇年。我们的第一次旅程，从杰格布卜向南行，进入沙漠，那里是祖韦和马加布拉部落的保护区41。行程为七天，目的地是塔杰42。麦多克斯和伯尔曼，另外还有四个人。几匹骆驼，一匹马，一只狗。我们出发前，他们讲了一个老掉牙的笑话。“如果旅程一开始就遇到沙尘暴，那是好运气。”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南面二十英里的地方扎营。第二天早晨我们醒过来，钻出帐篷，五点钟。冷得没法睡觉。我们走到篝火边，坐在火光里，背后是广漠的黑暗。头顶有最后几颗星星。日出还得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喝着热茶。骆驼在吃食，半睡半醒，嚼着枣子，连枣核一起。我们吃了早饭，然后又喝了三杯茶。

几个小时后，遭遇沙尘暴。明朗的清晨，不知从哪里就来了沙尘暴。本来清新的微风逐渐变得强劲。最后我们低头一看，沙漠的表面已经变样了。把那本书给我……在这里。哈桑尼贝伊43对这类风暴也有过描写，写得棒极了——

底下仿佛埋着蒸汽管，蒸汽从成千上万的小孔里喷出来。沙粒在跳动，形成一股股旋转着的微型喷射流。随着风力的增强，沙瀑也一寸寸增大。整个沙漠的表面正在上升，仿佛是遵循来自地底下的某种上冲力。鹅卵石状的沙块打在小腿上，膝盖上，大腿上。沙子爬到人身上，直至面部，然后没过脑袋。天空已经闭合，除了最近的物体，什么都看不见，整个宇宙充满了沙粒。

我们不得不继续前进。沙子会把任何固定的物体完全覆盖住，如果你停下来，也是一样的结果，被锁在沙子里。永远地消失。一场沙尘暴可以持续五个小时。后来我们有过在卡车里遇到沙尘暴的经历，也不得不继续往前开，尽管什么都看不见。最可怕的是到了晚上。有一次，在库夫拉以北，我们在黑暗中遭遇沙尘暴。那是凌晨三点。大风把帐篷连同固定用的缆索一并卷起，人跟着帐篷往前翻滚，沙子不断涌入，仿佛水涌入沉船，越来越重，越来越窒息，直到一个赶骆驼的人把我们救了出来。

九天里，我们遇到三次沙尘暴。我们错过了沙漠里的小镇，原本想在那里置备必需品。马不见了。三只骆驼死了。连着两天没有吃的，只有茶。漆黑的茶缸，一把长勺，一只玻璃杯，清晨的黑暗中我们互相传递着，茶具发出的叮当声是我们与世界唯一的连结。过了第三个晚上，没有人再说话。重要的只是火和那少得可怜的棕色液体。

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塔杰镇，这纯粹是运气。我穿过露天集市，穿过回响着钟声的小巷，走到卖晴雨表的街上，路过卖步枪子弹的货摊，卖意大利番茄酱和其他来自班加西的罐头食品的小摊，还有埃及棉布，鸵鸟尾巴做的装饰品，街边的牙医、书商。我们仍然说不出话来，每个人走他自己的路。我们慢慢地接受眼前的新世界，好像溺水的人刚刚被救起。在塔杰的中心广场坐下来，吃了羊肉、米饭、耙挞饼，还喝了杏仁牛奶。在这之前我们仪式性地要了三杯茶，琥珀和薄荷味的茶，等了很久。

一九三一年，我加入一个贝都因人的商队，他们告诉我队伍里还有一个我们的人。原来是菲尼罗-巴恩斯。我走进他的帐篷。那天白天他正好出去了，给化石树编目。我环视他的帐篷，一捆捆的地图，他随身带的家人照片等等。正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一面镜子，高高地挂在帐篷壁上，我从镜子里看到那张床。被子下面好像有一团东西，可能是只狗。我拉开那件杰拉巴长袍，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阿拉伯女孩，手脚被绑着，睡在那里。

一九三二年，巴格诺德结束了他的探险，麦多克斯和我们其他人散布在沙漠里。寻找失踪的冈比西斯部队44。寻找扎苏拉。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我们会一连几个月见不着面。只有贝都因人和我们自己，在“四十天之路”上往返交叉。有沙漠部落的河流，有我一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人。我们中间有德国人，英国人，匈牙利人，非洲人——我们所有的人对贝都因人来说都无足轻重。慢慢地，我们成了没有民族的人。我开始憎恨民族。民族、国家使我们变得畸形。麦多克斯死于民族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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