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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1页）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一份来自贝希特斯加登的电报。戈林在电报中问，希特勒“坚守在柏林的堡垒里”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已经生效，可以让他，帝国元帅，在希特勒已被剥夺行动自由的情况下，全权接任领袖这一位置。

戈林来电询问，心里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以前，他经过了反复的思考。他让特地从柏林赶来的科勒尔将军汇报了地下避弹室内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希特勒执意要留在首都，以及他前一个晚上说过的让凯特尔和约德尔从现在起与帝国元帅共同做出必要决定的话，给了他一个信号，因此他让人把他最信任的顾问们都召集起来，与他们商量该怎么办。所有到会的人，包括帝国总理府的主管，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部长，一致认为该启动接班程序了。电报几易其稿，最后的定稿中措辞是柔顺忠心的，电报中请求在二十四点以前给予答复，结尾是这样写的：“愿上帝保佑您，我希望您还是能离开柏林上这儿来。”尽管戈林的老对头马丁?鲍曼使出浑身解数，把电报说成是一份最后通牒，可希特勒开始时却安之若素。

晚上六点左右，帝国元帅的又一份电报不期而至，电报中命令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接班规定生效的情况下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直到此时，鲍曼才成功地让希特勒怒火中烧。他说，一场政变正在进行之中，戈培尔也随后插话说，要捍卫荣誉，忠心耿耿，要去战斗，直至死亡。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只能勉强掩盖他对戈林要夺取剩余权力企图的不满，就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了。附和者们七嘴八舌，议论个不停。和以前一样，这吵闹声很快就感染到希特勒，而他总是把它当作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多年来对戈林的明显不满终于大爆发了。在越来越激动的震怒之中，大骂他懒惰、不中用，指责他开了“在我们国家里腐败”的先例，称他是一个“吸食吗啡的人”。根据在场人员的描述，他越说越火，愤怒得不能自制，最后“像一个小孩似的”哭了起来。

末了，怒火慢慢平息下来以后，希特勒签署了一份由鲍曼起草的无线电通讯稿。在文稿中，他指责戈林犯下了叛逆罪，谁都清楚，犯此罪行的人是要判处死刑的，而他不打算这样做，如果戈林放弃他的所有职务，并放弃做元首继承人的要求的话。可随后，就像在这些天里经常情绪多变那样，他又变得麻木不仁，并轻蔑地说道，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戈林完全可以与人谈判去。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谁做这件事，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戈林后来为自己辩护时援引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最后时刻的盛怒之下，这种宽容就不复存在了。末了，希特勒又发起火来，指示上萨尔茨贝格的党卫军指挥官，把戈林和他的部下统统抓起来，并把他们带往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军营。

第二天中午获悉，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已在柏林的东南方向会师，形成了对城市的合围。不一会儿，个别的先头部队挺进到了康德街，双方开始激烈交火，此时科涅夫得到命令，说攻占市中心的任务是留给他的竞争对手的。但在此时已形成了从策伦多夫到新克尔恩连成一片的战线，而北部的特格尔和来因尼肯多夫已告沦陷。同时，苏军部队在向两个机场，滕珀尔霍夫和加托夫逼近。为了保持空中通道的畅通，希特勒让人把东西主干道——几年前他身穿漂亮的军装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作为临时的机场跑道，出于这个目的，他不顾施佩尔的强烈反对，把竖立在这条繁华大街两边的枝形路灯给拆了。他还在等待邓尼茨允诺的一百五十名精锐海军士兵的到达，他在形势分析会上说，另有一支党卫军大队也将抵达，这是希姆莱所许诺的“最后一支后备军”。

这条机场跑道目前对他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可以用来迎接驻守在慕尼黑的空军第六军军长里特尔?冯?格莱姆上将的到来。没有人能打消他要将军本人来的要求，因为至少是在目前，他的到来能把他从地下避弹室的黑暗中解救出来，能给予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外面，在帝国总理府和巴黎广场之间，仍在往墙壁上轰着枪眼，仍在部署反坦克大炮，可地下避弹室却在俄国大炮的轰炸下越发地抖动不已。

第二天，里特尔?冯?格莱姆驾驶着一架型号为“福克–沃尔夫一九〇”的单座歼击机，降落在加托夫机场，飞机的行李舱做了改装，作为女飞行员汉娜?莱契的座位。他打电话给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得知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通道以及通往波茨坦大街的一段路都已落入苏军部队之手。可希特勒坚持要面见他，出于什么原因，没人告诉他。

尽管要穿过这些街道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可将军和汉娜?莱契还是坐进了一架等候在那儿的菲施勒“白鹳”战斗机。飞机起飞后，在密集的炮火中忽上忽下，摇摇晃晃，紧贴着这正在死去的城市的黑沉沉的轮廓上方飞行，没多久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旁。在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将飞机降落的地面撕开了一道口子，严重地炸伤了格莱姆的小腿，只得用担架把流了许多血的他抬往帝国总理府，并马上对他进行治疗。当他随后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地下避弹室后，希特勒问候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汉娜?莱契注意到，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和呆滞的目光告诉来访者戈林已被解职，这位元帅已被解除所有的职务，并已下命令将其逮捕。然后吃力地转入正式的口吻，随即任命里特尔?冯?格莱姆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并同时提拔他为陆军元帅。“我还得忍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他末了抱怨说，“失望、不忠、寡廉鲜耻和背叛。”

在为此而举行的简短而窘迫的仪式中，不时地听到“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劈啪声”，“即使是在这些最最下面的房间里”，墙壁上的泥灰也被震得不停地往下掉。有时炮击很猛，只得关上通风口，因为烟雾和焦味憋得地下避弹室的人透不过气来。糟糕的是——尽管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与外界的电话联系第一次被中断了，因此只能从敌人电台中的新闻节目或市内正在酣战部队的来电询问中，知道当前的形势。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他们没有向彼此开枪，而是相互握手，这一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地下避弹室。这样一来，终日盼望同盟国之间会产生裂痕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希特勒强作镇静，但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固执地——正像他一向所相信的那样，这固执在他走投无路时总是能帮上他的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还保证说：“柏林只是看上去比本来的情况糟糕一些而已。”

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形势要比他和全体住在这地下避弹室的洞穴居民所看到的和必须承认的要糟糕得多。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心城区已有半数以上的楼房被炮弹所毁。不过，直到此时全城才在征服者的连续炮火中确确实实地走向毁灭。苏军上将贝萨林在占领了柏林后说，西方盟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六万五千吨炸弹，而红军在两个星期里就发射了四万吨炸弹。统计员们日后计算得出，每个柏林居民的头顶上落下了大约三十立方的碎块和尘土。

特别是宽广的主要街道，成了堆满了瓦砾的崎岖小道。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白天黑夜在废墟堆里找不到方向，一不小心就滑到淡绿色水一直漫到边沿的深坑里。人民冲锋队员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用一根绳子系着枪，斜挂在肩上，在街上跑过来跑过去，很多人像无头的苍蝇，寻找着向他们发布命令的地方，因为负责调动他们的不仅有地段的军事指挥员，还有那里的党的机构，因此发出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在那些已被占领的和此时仍未失守的城区内，到处是一片惊恐和慌乱，尽管红军的领导层很快开始委派地区的管理人员，并对自己的部队严肃军纪，建立一个至少是临时的秩序。但在最基层，往往是发布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随意地抓人和查封。更有那些为欢庆胜利而喝醉了酒的红军士兵，没完没了地强奸妇女，某些地方只要看到女人，从未成年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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