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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决意崩溃（第1页）

人们说，一个生命或一个历史现象的结束，才将起决定作用的真正推动元素显露出来。希特勒灭亡所提出来的众多问题之一，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用手枪结束自己生命时，是否意识到他已彻底地失败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善于思考的观察家都对此提出了疑问。

因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前的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彻底失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惧：被摧毁的城市，数百万逃亡的难民，处处混乱不堪。更确切地说，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还在一九四四年秋，当敌人逼近德国的边界线时，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帝国本土上。他以越来越严厉的口吻，命令必须摧毁所有能维持生存的设施：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系统，铁路线和通讯联络；必须炸毁每座桥梁，烧掉每幢农舍，贵重的艺术文物和历史建筑也不例外。几个月以后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希特勒在所谓的“尼禄命令”中，以“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为题，再次重申了要制造“文明沙漠”的打算：“一切能为敌人马上或在近期内继续进行战争所用的军事设施、运输、通讯、工业和电力设备，以及帝国领土上有价值的物品或财产，必须予以破坏。”随后下达了多项实施指令，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于是，在许多地方马上开始了对工厂、矿山和粮食储备设施的拆除，并做好了炸毁铁路轨道，把装满水泥的货船沉入河底让水道无法通航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在美军突破西线时，就采取了疏散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严厉措施，尽管这些群龙无首的民众更加加剧了前线的混乱状态，而且妨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一位将军试图劝说希特勒收回所谓的坚壁清野的命令，因为没有运输车辆，不提供膳食、住宿和其他必要的条件，是不可能打发这成千上万的难民离乡出走的，可后者一言不发，回头就走。有一道“升旗命令”规定，如果在房屋顶上悬挂白旗，那么就应立刻枪杀居住在内的所有男子。三月底的一道指令说，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这些命令理解为由于临近之敌无比强大而采取的几近绝望的最后防御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其实是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首先而且喜欢采用的方法，拆房毁屋这种做法只是他真实心情的反映而已。现在又可听到他的这个心声了。早在纳粹运动上升时期的一首战斗歌曲中——此歌名为《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这个声音就听得很清楚，但在取得政权以后，它就被捍卫民族荣誉的口号和维护和平的承诺，后来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又被特别报道中的军号声所淹没。这个政权的国内反对者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先见之明地把这首歌的副歌做了修改：“因为我们今天摧毁的是德国，明天我们将摧毁整个世界！”随着“焦土政策”命令的发布，这一意图明白无误地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战术上必要的伪装背后，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这种破坏的决心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作用，不仅表现在希特勒直到生命终结时，仍没完没了地责备自己做了许多迁就，而且表现在戈培尔所表示出来的，对不再“打碎”的遗憾中。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当谈起在取得最后胜利后该做些什么时，“堡垒”的战斗指挥官，党卫军分队长威廉?蒙克以挖苦的口吻说道：“我们一九三三年要做的事情，”他转过身去，对希特勒说，“没能完全做到，我的领袖！”可蒙克并非玩世不恭之人，形势也根本不适合做如此这般的辛辣嘲讽。作为这个政权的残暴捍卫者，确切地说，他只是把关于“拯救世界”的所有准则后面一直广为宣传的东西表达了出来：进行无限破坏的信念，它构成了希特勒和他共谋的下属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上升时期和执政期间，他们需要敌人，需要从敌我对峙中培养自我意识，通过这种敌对状态来找出他们缺少什么，并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它们。在这一方面他们绝对没有失败。

可从希特勒一方来看，这不只与怨恨和惧怕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在失败中上升，并促使他把临近的失败导演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崩溃戏剧。早在三月里，戈培尔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会灭亡，那么整个德意志民族也将和我们一道灭亡，而且是如此地壮烈，以致在几千年以后，德国人的灭亡仍会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作为一个神话刻入世界的意识之中，这一意图是希特勒和他最亲近的下属们抱有的另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他们完全按照史前部落首领样式办的死亡宴席，为它准备了无数的生灵，战争最后几周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天要死去一万人。早就遭围困的第九军——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该军指挥官多次提出的突围要求——到末了毫无意义地走向灭亡，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比这更为骇人听闻的例子，是被提高到“世界观的灭亡之战”高度的对东方的战争，战争伊始，就带上了大规模消灭所谓的劣等种族、斯拉夫人，尤其是犹太人措施的标志。

形势越是吃紧，这个政权就越是肆无忌惮地加快行动。此时，它甚至试图把它的灭亡意志延伸到战争结束以后。海军元帅邓尼茨，这位喜欢称自己无可非议一贯正确，带兵也以严厉著称的指挥官，也毫无顾忌地对杀人犯大加赞扬。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一份“秘密日令”中，他对海军的一名上士许诺说，他表示“充分的欣赏”，并把他作为榜样表扬，此人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里，“有计划地”——像白纸黑字所写的那样——把几个公开承认反对希特勒的人，“避开了看守，悄无声息地”干掉了。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人们更多地得出这种印象，即好像希特勒走向灭亡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伸的面越来越广。在无数次的发言和讲话中，他都说到了“或成为世界大国或走向灭亡”两者之间的选择。但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选择。他的意图只是针对不同形式的破坏而已。

最后几个星期里绝望情感的爆发，只是在表面上蒙骗人们的目光。同样地，自欺欺人地说有什么神秘军队将光临，编造一些象征胜利的信号和多次表达有希望至少可一天天延长自己的生命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像戏剧般常常上演。但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希特勒自战争开始后所发布的命令中表现出来的把一切顾虑都抛之脑后的狂妄，以及对世界的憎恨和对毁灭的渴望。弗朗茨?哈尔德一段时间里担任参谋本部的长官，据他说，希特勒在攻打波兰时，就坚持轰炸准备投降的华沙，他从望远镜中虽只看到局部的毁灭性画面，却是感到分外的刺激。后来他曾考虑过摧毁巴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他曾怀着一种亢奋的心态，设想过用炸弹或导弹打击曼哈顿的街道所引发的毁灭性后果。

他的许多毁灭情感都落了空。现在，当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那最迫切的需求，又再次活跃起来。人们可以确信，最后几个星期里的失守，比起那些以往的暂时胜利，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满足。他非常赞赏用炸弹进行毁灭性打击，他说，盟军的空军虽然没有遵循重塑德国城市的计划，但毕竟有了开端——听起来像是嘲弄，但他实在是当真的。

人们肯定会猜测，他是想轰轰烈烈地结束生命，不是万般无奈，最好是大义凛然，满怀激情，心中又极度害怕，伴随着世界末日的悲壮礼炮声。可这是一名演员的退场，是一场值得怀念的场景的剪辑。无论如何，他一生中苦苦追求的声望，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一个权威的福利国家的统治者或是一支大军的统帅这样的荣耀。对每一个这样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在他身上存在着太多瓦格纳式的东西和太多的去毁灭的要求。当他还是半大小伙时，他第一次在林茨歌剧院的正厅前排站位里，观看了歌剧《黎恩济》，这是中世纪晚期一名叛逆者和护民官的故事，他因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而伤心悲观，最终选择了死亡和自我毁灭。“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几十年后，他还一脸幸福地承认这件事。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了，兴高采烈的程度并没有多大的减少。

希特勒不仅容忍他正在做着的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行为，而且甚至越来越激进地使其成为他的一种古怪本性。还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当莫斯科前的那场冬天灾难刚刚开始，第一次出现有可能失败的苗头时，他就对两位外国来访者来说，德意志民族该“消亡和被消灭”，如果它“不是足够的强大和勇于献身”，它的血“不去为它的生存而洒”，作为他，是不会“为它事后流泪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他用“冰冷的语调”对阿尔贝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输了，那么这个民族也输了。不必去顾及德国人民为了苟延残喘而需要的生存基础。相反，最好的做法是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被证明是个弱者，未来最终属于更强大的东方民族。不管怎样，这场斗争以后，留下来的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等人已经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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