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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降（第1页）

四月三十日傍晚，尸体被焚烧掉，骨灰被草草掩埋后，群龙无首的人们集中到一块儿，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经过反复讨论，鲍曼建议在几百名守卫帝国总理府的“贴身护卫队”士兵的掩护下，组织全体人员进行战斗性突围。可蒙克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们，这样一种计划毫无希望，而且是极为荒谬的。最后大家达成了统一，即首先与苏军最高指挥官举行谈判，并派出克莱勃斯将军前往滕珀尔霍夫会见崔可夫。

凌晨两点左右，克莱勃斯出发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崔可夫在那儿的一处私人住宅里设立了他的司令部。这位苏军指挥官对突如其来的谈判要求甚为吃惊，仓促之间，也没有时间去召集他的参谋人员，因此临时决定，把两名作家——他正想坐到桌边和他们谈话——和他的一名副官，以及几名下级军官说成是他的主要“作战会议成员”。在他的这些客人中，还有作曲家马特维奇?I.布兰特尔，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派，专门创作一首攻克柏林的交响曲的。可当发现布兰特尔没穿军服，不能把他说成是红军军官时，这位粗暴的将军不假任何思索，把他塞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柜子里，并命令他不可发出任何声响。

克莱勃斯寒暄几句后就进入了正题。他说，他想秘密地告诉所遇见的第一个外国人的将军，希特勒已于前一天，与此前不久刚与他结婚的妻子一起，自尽于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可到目前为止既不知道帝国总理府那个地方有个地下避弹室，也根本不知道有个爱娃?布劳恩存在的崔可夫，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声称，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克莱勃斯向他宣读了由戈培尔签字的一份信件。这封信报告了由希特勒所做出的接班人的决定，随后建议开始两个国家，“两个遭受了最大战争损失的国家”之间的“和平谈判”。

崔可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他言简意赅地拒绝了这一眼就能识破，而且来得太晚的想通过达成一个特别约定来离间同盟国的企图。谈判也随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首先要报告在施特劳斯贝格的朱可夫，他又要让人把斯大林从睡梦中叫醒，这一位和那一位都拒绝进行双边谈判。临时停火的建议也遭到了拒绝。崔可夫说，只有无条件投降，整个柏林也好，整个帝国也罢，才可能举行会谈。

就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在这场悲剧中也不乏喜剧性的因素。因为在几个小时后，被人遗忘的布兰特尔，他一直一动不动地像被钉子钉住了似的隐身于那个藏匿处，突然敲起了柜子的门，然后整个儿地倒在了会议室里，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在人们把这个昏倒的人救醒，抬到隔壁的一个房间以后——对这个突发事件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谈判继续进行。当克莱勃斯指出，他在没有和戈培尔或邓尼茨商量的情况下，是不能答应投降这一要求时，爆发了长时间的争论。末了，他得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有关苏军条件的五个句子：“一、柏林得投降。二、所有投降者必须放下武器。三、保障全体士兵和军官的生命安全。四、为伤员提供治疗。五、通过无线电通讯创造与同盟国和谈的机会。”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崔可夫说，将随时随地并动用所有的力量将战斗继续下去。大约十二个小时以后，克莱勃斯返回了帝国总理府。

戈培尔大为恼火。他说，他在多年前反抗共产主义而占领了柏林，他将保卫这座城市，“对抗共产主义直到只有最后一口气为止”。他补充说：“我作为帝国总理将度过的这最后几个小时，我不会用它们来在投降书上签上我的名字。”由于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惊恐不安又七嘴八舌，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同意中断所有的谈判活动，而且不再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看到这种情况，汉斯?弗里切，戈培尔部里的一名高级官员，决定独自一人担负责任，提出谈判建议。

弗里切回到了威廉广场上他的办公室，起草一份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信还没有写好，喝得酩酊大醉的布格道夫将军就闯了进来，他气得浑身发抖，责问弗里切是否打算把这座城市献给俄国人。当弗里切回答说是的时候，布格道夫咆哮如雷，他说，那么他得枪毙他，因为禁止任何投降行为的元首所发布的命令，此时仍旧有效，此外，弗里切作为一介平民，是没有权力侈谈什么谈判的。他摇摇晃晃地举起了手枪，可陪他前来的，此时一直在门口等着的无线电广播技术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打掉了将军手中的武器，因此子弹射向了房间内的天花板。不一会儿，布格道夫被闻讯赶来的部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制服，送回了帝国总理府下方的地下避弹室。

此后不久，弗里切就派了他的两名官员越过阵地前往苏军一方，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去了那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苏军的总司令部达成了协议，城里的混乱局面，至少在某些城区激烈的战斗仍在进行。随后，让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尽管他没有得到任何的授权——通过广播宣布，苏军方面已经接受了投降的条件。此外，他还将发布一项“命令”，命令停止战斗，并把部队以及所有的武器装备都交到战俘营中。

在此同时，柏林的城防司令魏特林将军也决定结束这场早就失去了意义的流血牺牲。为了不致引起反对，他只把他的打算告诉了少数几名亲信。戈培尔的意见他反正是知道的，克莱勃斯将军在告别时走到他身边对他说：“只有绝望的人，没有绝望的局势。”

五月一日傍晚，魏特林要求他的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子夜刚过几分钟，他就接连五次向敌对的一方公开发表广播讲话：“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这儿是德国第十六坦克军团！我们请求立即停火！柏林时间两点五十分，我们将派遣谈判代表前往波茨坦大桥，识别记号是红灯前面扎一面白旗。我们请求给予回答！我们等着！”

不一会儿，另一方响起了回音：“明白了！明白了！我们正在把您的请求转告司令部首长！”又过了一会儿，崔可夫在广播里表示了他的同意，在约定的时间内，魏特林在三名参谋部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舒伦堡环行大道。当崔可夫问起克莱勃斯现在何处，后者是否知道此事，魏特林无言以答。他又问起，是否所有的部队都已收到了魏特林的停火命令，魏特林回答说，他与某些部队，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部队失去了联系，另外，党卫军的部队不在他的指挥权力之内。或许，他补充说，在某些地方战斗之所以仍在继续，是因为戈培尔指示，出于斗志的原因对元首的死暂时保密。随后，崔可夫要他起草一份投降命令，可魏特林没有答应。在战俘营里，他解释说，他不能发布这样的命令。双方为此相持不下时，魏特林昏倒在地。将军刚醒过来，双方商定发布一道呼吁书，并通过大喇叭向所有还在战斗的地方进行广播。魏特林是这样写的：“柏林，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元首已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尽，就这样把向他宣誓效忠的所有人丢下不管了。你们，德国士兵们，都忠实于元首的命令，准备着把保卫柏林的战斗进行到底，尽管你们已没有弹药，使得继续抵抗的整个形势变得毫无意义。我命令立即终止任何形式的抵抗行为。你们继续战斗的每一个小时，都会延长柏林城内平民百姓和我们伤员的可怕痛苦。在与苏联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取得一致的意见后，我要求你们立即终止战斗。前柏林城防司令魏特林。”

直到这道命令下达以后，杂乱无章，就像义勇军般组织起来的继续抵抗行动才得到了停止战斗的信号。在前一天，戈培尔和鲍曼终于向邓尼茨通告了希特勒的死讯。四月三十日晚只是错误地通知他，他除取代已被解职的帝国元帅外，还被任命为元首的接班人。事实上，希特勒只是将帝国总统和德国国防军最高指挥官的职位托付给了他，而不是总理的位置。支配戈培尔和鲍曼的指导思想，不仅仅是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希特勒已死这一秘密，而是他们两人采用欺瞒手法在继续着惯常的权力争斗。因为两人担心，同样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希姆莱，有可能利用戈培尔在柏林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这一事实，逼迫邓尼茨，让后者任命自己为总理。他们估计，只要这位海军元帅认为自己已被希特勒任命为总理，他就不会把这个职位让给他人。

无线电报发出以后，戈培尔就着手处理滞留下来的该由总理处理的事务。他找这个人或那个人谈话，在一些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结束他多年来一直写的日记。在日记的最后，他做了个类似总结性的回顾。在长达七页的长篇文章里，他为自己与希特勒奉行多年的政治，和自己作为摇旗呐喊的吹鼓手辩护。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戈培尔走出他的房间，把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请他带出柏林，并在以后昭示后人。尽管这一死后的辩解没有公布于众，因为瑙曼把这几页纸，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在那些匆匆的逃亡日子里弄丢了，但从戈培尔多年来和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奋笔疾书的文章里，至少是粗略地再现这份辩护词，应该不是很困难的。

这次，开头肯定也是一系列的辩解，用来为历来对他们行为的指责辩护。首先谈的是捍卫欧洲文化的愿望和对西方世界的严厉谴责，它出于对帝国的极度仇恨而无视面临的致命危险，把古老的大陆拱手让给了亚洲的蛮荒部落。最后是对自己队伍的批判，这个队伍不仅为旧阶层中不断的变节行为所削弱，而且没有能力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高扬的争夺世界的画面，并因它们而变得激烈，这场争夺的一方是堕落的魔鬼般强国，另一方是以希特勒为统帅、为救世主的维持秩序和正义的一大群人。日记肯定是又一次提到宗教方面的转折和隐喻，在过去的几乎二十年里，他用它们来解释元首传奇，把元首说成是无比强大的。如果欧洲为布尔什维克所征服，就像他有时所做的那样，他称这为渎神的行为，在很短的时间里，人们就会渴求般地回忆起元首，因为他再一次选择了前往各各他（耶稣被钉死的地方）的道路，为拯救世界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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