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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二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没有达到最起码的法定要求。

第一被告家庭困难，虽然审判机关最大限度的给他留出了准备时间，最终不足法定标准的六分之一。

第二被告的家人，知道其子系未成年人作案，不适用死刑，最坏的结果是无期徒刑，所以分文未出。

至此，大家应该知道民事赔偿部分“提前准备”，有时是必要的。

当事人不懂才聘请律师，律师职责的一部分应当包括让当事人懂得按照“法定程序”应该怎么办，需要做哪些准备。

这就需要律师首先要懂，然后，就合适的案件、在合适的阶段、在合适的氛围下、用合适的方式、告诉当事人及其家属中的合适的人。

关于“合适的案子”，有的案子，不需要律师提醒：

被告人家庭富裕，有赔偿能力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本身就懂，在言谈中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认为自己“很有理”，想一争高下的；

案件问题很大，错案可能很大的。

其他。

关于“合适的阶段”，刑事案件一审有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果上诉了，有上诉阶段。如果一审判死刑了，还有死刑复核阶段。

某一个案件，到底应当在哪个阶段尽律师的“提示义务”，要具体把握。

关于“合适的氛围”与“合适的方式”，不多说。

关于“合适的人”，很简单，律师的话，有的能“听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有的人，今天不理解律师的话，明天可能会理解。

达到如下目的：

一是当事人理解律师的说法，最终案件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当事人受益；

二是不要让当事人及其亲属误会律师，认为律师“胡说”，认为律师“替对方说话”。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律师应有策略的、依法向当事人尽提示义务。】

第一被告被判处死刑的另一个因素：受害方坚决要求“追命”。

关于民事赔偿部分，庭审前、第一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后，都做了很多调解工作。作为代理人，我向当事人分析了案情，分析了如果调解不成的风险：如果调解不成，即便一审判了死刑，二审可能改判，死刑复核时，结果也很难说。审判人员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受害方一度同意调解，但是，被告方拿不出钱来，最终准备的钱，还达不到法定标准的七分之一。

没办法，又开了第二次庭。

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公诉方出示了作案工具，当庭质证。

作案工具为什么在第一次庭审时没有出示呢？

我认为理由是：作案工具取得的程序有问题。

刑事案件调查取证，不是老百姓“捥菜”，随手拾到筐里就行了，是有法定的取证程序的，死刑案件的证据收集更是这样。

从某个方面，“可以说”与本案有关的“相关人员”，最初没想到第一被告的判决结果是死刑。

刑事案件，能否得到受害方谅解，很重要。甚至影响被告人的生、死。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受害方的态度，有时决定被告人的生、死。】

本案，我就第一被告辩护人的辩护想说几点：

第一次庭审时，他的辩护词是：我本想说你认罪态度好，你一翻供，我没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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