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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作（第2页）

[5]2020年11月2日，连裤袜品牌厚木邀请二十五位画师绘制女性穿着厚木连裤袜的图片。

[6]指上野千鹤子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

[7]日本作家，代表作为《东京塔：老妈和我，有时还有老爸》，同名改编电影获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本名为中川雅也，也是一名演员（饰演过《小偷家族》主角阿治）、音乐人，荧幕形象是爱说黄色笑话的中年大叔。

刚出道的时候，

人们说我是“利用男性凝视的商业女权”。

铃木凉美女士：

在写给你的信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写一些从未对任何人、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或写过的东西。

作为学者，我本不需要出卖隐私，也不打算这么做，所以逢人便说“我卖想法，但不卖感觉”（尽管破过几次戒）。但也许是通信这种形式使然吧，尽管知道书信会被公开，但一想到自己和你一对一“面对面”，我便觉得没有糊弄与搪塞的余地。难得编辑在这个社交网络和短信息主导的时代想出了如此慢条斯理的玩法，我似乎也完完全全着了道。

你对“已经跨过去的人”感到的别扭引起了我的共鸣。人的改变不会像爬楼梯那样逐步发生，也不是一旦改变就再也回不了头。你能将自己的过去融入现在的自己，这就类似于性暴力的受害者将受伤的经历融入现在的自己，而不是假装一切从未发生。但谁也不敢说“有”这种经历一定比“没有”好，而且这样的“融合”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瓦解。全方位地肯定现在的自己，包括积极的侧面和消极的侧面……这种状态固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

年纪大了也是一样。我跟许多老人打过交道，自己也到了被人说成老人的年纪，有时会深切感觉年龄与成熟没有一点关系。看到上了年纪的作者在书里写什么“我最喜欢现在的自己”，我只想立刻骂上一句：“扯淡！”

对了，这次的主题是“工作”是吧。

关注你的动向时我一直在担心：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她会以作家的身份活下去吗？可她会写什么，怎么写呢？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成书，这个起步可以说是相当幸运。我本以为你会继续深造做学问，但你并没有走这条路（当然，你随时都可以重启学术之路）。听说你进大报社当了记者，我还以为你喜欢写作，没想到后来又辞职了。在《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后，主流媒体的记者是最受女性追捧的职业之一，照理说你完全可以留下来。莫非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曝光后实在待不下去了？

现在的你算是偶尔上上夜班的自由撰稿人吗？根据之前提过的“反论资排辈”思维，你在夜世界的市场价值会消失殆尽，那你是不是打算有朝一日靠笔杆子活下去呢？

顶着“撰稿人”头衔的女性大有人在。语言是最简单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也不需要画漫画的技能或搞设计的品位。我也知道有许多女性想写署名文章，专栏、影评……什么样的都行。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写作称得上最便捷的工具，哪怕一度回归家庭，放不下实现自我价值的念头，也能立刻把它用上。有许多女性确实走了这条路，为杂志写写填缝的短文，出版刊载当地最新信息的杂志，甚至成立自己的编辑制作公司。其中确实有人频频发表署名文章，还有人推出了纪实作品，一跃成名，深受后来者崇拜。好比酒井顺子女士和岛崎今日子女士，就成了大家的榜样。

那是一个杂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作者和读者都对杂志青睐有加。我有几位熟人就在那个时候出道，她们乘着杂志文化的浪潮，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了自由撰稿人。

但出版市场早在90年代就迎来巅峰，纸媒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年采访经费充裕，稿件的单价也很高。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几位熟人开始跟我抱怨行情日渐走低。照理说，只要名气够响，业绩过硬，工作单价就会上升。但她们恐怕没有想到，就因为成了自由撰稿人，自己的工作量随行业衰退而不断减少，单价更是不增反降。

热爱书籍和杂志、希望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人在今天也没有绝迹。我们上野研讨组的学生有时也会被这类出版社录取。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说：“恭喜你，挺好的。可天知道你们公司还能撑多久。”

当然，就算从纸媒变成了电子媒体，内容产业也永存不灭。但在电子媒体上，作者不得不置身于明显更为激烈的竞争之中。网络新闻上的署名文章以点击量论英雄，默默无闻的YouTube主播也能靠足够高的播放量一跃跻身名流行列。如今的媒体环境已经与我们那个时代大不相同。

你在信里说，你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消费。不过在那之前，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是媒体语境下的消费品呢？而且只要你是一个消费品，就注定“用完即弃”。

作者无法选择媒体（除非是业界红人），而是媒体选择作者。这意味着没人下订单就无法写作。也许你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来自媒体的订单源源不断，甚至无法想象无人下单的状态。

上野研讨组也走出过几位独具一格的作家。而我对开始走红的研究生的忠告始终是：“不要被用完即弃。”

无名的年轻人一旦意识到有人需要自己，便会心生欢喜。要是自己的作品引起了别人关注或得到赞赏，他们就会得意忘形。作品要是能换来金钱，那就更不用说了。编辑总在寻找有走红潜力的人才，年轻人很容易被这样的编辑唆使，信以为真，甚至刻意迎合。可他们一旦过气，编辑便弃之如敝屣。我对此深有体会，毕竟也是过来人。所以我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

对编辑来说，作者不过是商品罢了。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愿意与作者殉死的编辑。当一款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放弃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我对编辑最大的赞美，就是将其比作鬣狗。因为他们就像以腐肉为食的鬣狗一样，擅长发现作者最危险的部分，赋予其商品价值，放上货架。你的前缀“前AV女演员”对他们来说肯定也有求之不得的附加价值。

但是你打算带着这个前缀走多远呢？

对你来说，前AV女演员的经历已成过往，但你并没有更新自己的履历。AV行业源源不断有新人崭露头角，制片现场也会发生变化。你作为当事人的价值是有保质期的。诚然乙武先生[1]有“作为残疾人的当事人性”，伊藤诗织女士也有“作为性暴力受害者的当事人性”。但这种当事人经历写过一次就结束了。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

人们常说，每个人一生至少会写出一部杰作，但专业作家需要不断推出杰作，一次还远远不够。一辈子只写出一本畅销书也不行，你得像铃木一朗[2]那样，每个赛季的安打率都稳定在三成左右。

每每言及此处，我都很庆幸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不过这句话背后更多是一种感慨：还好我不是作家。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当作家的料。作家是以自己为试验田，把自己切成碎片，社会学家则以社会（即他人的集合）为试验田。我一直认为，在自己脚下再怎么挖都挖不出什么花样，所以才奔赴名为“他人”的战场。而且他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社会学家永远不缺研究材料。我素来认为，想象力无法超越自身的认知，而现实远超想象……所以我对虚构作品的要求极高，很少有小说能让我觉得有趣。读到无聊的小说时，我只想大吼一声“把时间还给我”。但论文或纪实作品不然，只要能告诉我原本不了解的事实，哪怕文章写得再拙劣，心里都是喜悦胜过烦闷。

有没有编辑在你耳边嘀咕：“要不要写本小说看看？”

这足以说明，人们认为小说是人人都能写的东西，还认为每个人都想冲破制约、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而小说就是自我表达的形式。但我认为这种想法错得离谱。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被编辑的低语冲昏了头脑，开始尝试小说。我很不欣赏这种做法，每每看到那种人，我都不由得感叹“这人也没能抵挡住写小说的诱惑啊”，又觉得“这人以后也只会写小说了”。村上龙在《工作大未来：从13岁开始迎向世界》中将作家定义为“死刑犯也能做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作家恐怕是想写作的人选择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既然如此，已经年过三旬、想要靠笔杆子活下去的你也是时候明确要写什么、怎么写、用什么风格写了。

你肯定会反问，我又是如何选择了这份职业呢？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心想走学问之路，我只能说“不是”。恰恰相反，当年的我是个稀里糊涂的姑娘，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甚至没有想过靠工作养活自己。在没有任何雄心壮志的情况下，一心不想找工作的我为拖时间读了个研。这背后是以失败告终的学生抗争运动的惨痛经历。考上研究生后，我向一位相熟的教授报喜。教授问我：“那你硕士毕业出来打算做什么呀？”我老实回答：“老师，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教授便说：“女孩子嘛，就这样挺好的。”在那个年代，大家甚至不觉得这是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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