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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作（第3页）

你问我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这么说起来，我二十岁的时候只觉得这个年纪烦得要命，巴不得一脚跨到三十岁以后。而我想象的三十多岁的自己，是冷清酒馆的老板娘。当时京都大学周围有很多廉价酒馆，囊中羞涩的学生只要往那儿一坐，店家就会给他们上二等酒[3]（当年还有这种东西呢！）。我在家里从没帮父母干过活，就靠着坐在吧台前问“阿姨，这是怎么做的”学了一些小菜的做法。多亏那段经历，我现在还会做口味清淡、更适合当下酒菜而不是下饭菜的京都小菜。回到故乡金泽，在闹市区的后街开一家跟小吃摊差不多简陋的破酒馆，做个忙里忙外、看人下碟、略带倦容的酒馆老板娘……说这是二十岁姑娘勾勒的未来蓝图，倒也着实好笑。在那个年代，上了三十岁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妈。在那幅图景中，老板娘身边没有丈夫和孩子的身影，可能是因为早在那时我就已经没有成家的打算了。

那是一个女生读研出来也没有工作可做的年代。大学里教的社会学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也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研究的料。我做过各种兼职，但都无法靠它们维持生计，有两次差点决定退学。之所以打消这个念头，是因为还有奖学金这条财路。爹妈的钱有附加条件，但奖学金没有。

想一鼓作气从“女孩”变成“大妈”，跳过“女人”的阶段……那时的我就是如此厌恶自己是女人这件事。在三十岁将至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女性学，只觉得茅塞顿开：哦，原来我还可以研究自己啊！面前出现了一件自己主动想做而不是别人让我做的事情，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不过当时我完全不觉得自己能以此为生。我还想，如果我不适合做研究，那就让研究来迎合我吧。哪怕过着失业者一般的日子，我也没有丢掉这种不羁和自恃，还挺不可思议的。

后来，时代的浪潮将我（们）推到高处。因为我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女性都迷上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渴望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而当时的出版市场上并没有我们想读的书（翻译过来的外版书除外），于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得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性编辑提供的机会。

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出版界都由男人主导。我可以预见到自己在那个地方会被如何“消费”。我的“破处”作《性感女孩大研究》被视作“年轻女人写的荤段子书”，很是畅销。女性主义论文集《女人的快乐》也采用了编辑提议的擦边球书名。随后出版的《裙子底下的剧场》是围绕内裤的研究。《女人游戏》的序言题为“放眼望去皆阴户”，以至于人们给我起了个“四字学者”[4]的雅号。也是在那时，我成了“社会学界的黑木香”。《女人游戏》还闹出过这样的笑话：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在长途卡车司机停靠休息的餐馆边吃边看这本书，一个大叔凑过来说：“小哥，看啥呢？哟，玩女人？[5]挺有意思的嘛！”还有人跟我抱怨：“看你的书必须包书皮，否则都不好意思拿出门。”

把书名列出来一看，还真是壮观得很。说我“利用了男性凝视”倒也没错。当时还有人说我是卖弄女性元素的“商业女权”。不过我心想，管他呢，卖得动就行，不服气就写本畅销书出来瞧瞧啊。年长的大妈直皱眉头：“听说最近冒出来一个年轻的女社会学家，就喜欢用荤段子炒作？”我始终坚信，即使读者的购书动机有违我的初衷，但只要他们在阅读之后理解我的真实意图就行。值得庆幸的是，比起误解与误读，我遇到的更多是优秀的读者，让我感到自己的观点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过于害怕被误解，人就一句话都没法说了。既有正解又有误解也无妨，管它是八二开，还是六四开，只要我觉得正解多于误解，就有勇气继续写下去。女性学的先锋一代应该可以抬头挺胸地说，我们在没有读者的地方创造读者，和读者共同成长，还走出了一批出色的作家……是读者培养了作家。我们绝不能低估读者。而且我有幸遇到了一批优秀的编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栽培之恩。

我一直有“两手抓”的意识，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出了一本容易引起误会的书，就再出一本学术色彩比较重的书。听到人们惊呼“这两本书居然是同一个人写的”，好不畅快。我将这两种书称为硬派与软派、A面与B面、上半身与下半身。哪怕把“荤段子”类的著作从列表中删除，剩下的也足够多。应聘的时候，我都会把它们删掉，让面试官当它们不存在。但对方总会告诉我：“很遗憾，我们没法当这些书不存在。因为它们不仅不是加分项，还会倒过来扣你的分。毕竟外行人都是通过这些书认识你的。”是我自己刻意做了这些招人白眼的研究，也算是自作自受。

90年代初，我突然成为东大教官时（当时东大还是“官办学校”，所以学校里的老师被称作“教官”），一个学生问：“上野老师，你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呀？是睡来的吗？（笑）”说这话的是个女生，我当然知道人家是在开玩笑。这种玩笑在当时还是可以开的，但如果开口的是男生，也许就无法太平收场了。

大学教师是一种奇怪的职业。“教学研究两手抓”不过是无稽之谈。在大多数高等学府，你跟学生讲自己正在做的研究课题也是白搭，因为学生理解不了。虽然被称为“研究者”，但无论在研究方面取得多少成绩，工资都不会多出一分钱。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任职时，我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工资出自讲台下学生的家长支付的学费。我在某私立大学新创办的院系待过一段时间，在学生结业前，校方拿不到政府补助，所以我的工资100%来自学生家长的钱包。我从未像当时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大学教师从事的是教育服务业。调到官办学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同校老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我曾用学生的四年学费除以毕业所需学分对应的课时数，算出每节课是5000日元。据说，如果通知下周停课，日本学生会拍手叫好，美国学生却会嘘声一片，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上的是私立学校，每年要交大约400万日元的学费，理应享受服务。然后我转念一想：也许学生是因为学费一年一交才意识不到，要是改成每上一堂课都要交一张5000日元的代金券呢？我的课值不值这个价？

教师是我最不想从事的职业之一。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毕业后要么当公务员，要么当老师，而我实在不愿意凑合当个老师，干脆没考教师资格证，断了自己的后路。其实我只是太懒了（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仔细想想，只有大学老师是没有教师资格证也能担任的教职。坐在讲台下的也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大学不同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是可以选老师的。不愿意上我的课就别选我——大学老师是可以这么说的，这为我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如果学生还是选择了我，我就努力工作，力争对得起这份薪水，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和信任——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了这份工作。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出色的学生。其实老师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大学院的工作尤其严肃，因为老师培养的是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成为自己对手的学者。

按照惯例，大学老师退休时都会出一本《某某老师花甲纪念论文集》，里面要放几篇徒子徒孙拍马屁的论文。快从东大退休时，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不打算让学生编一本退休纪念论文集吗？”我兴致缺缺地回答：“太土了，我才不要呢。”而学生给出的替代方案，便是后来的《挑战上野千鹤子》（千田有纪编）。我在书中回应道：

这些学生是离我最近的人，熟知我的论文有怎样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想拿起在我手下磨好的刀，刺向我的阿喀琉斯之踵……能被这样一群人选中，我深感欢喜。

把书送给一位同事时，对方表示：“这本书提高了后人出退休纪念论文集的门槛。”

尽管教师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职业，但从结果来看，这份职业非常好。因为我可以亲眼见证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的成长，仿佛竹笋褪下一层又一层的皮。看着他们，没有生过孩子的我心想：“瞧我拐来了多少别人家的孩子……”那心态堪比花衣魔笛手[6]。毕竟家长可以见证孩子儿时的成长，却很少有机会见证孩子成人后智慧长足进步的过程。

我和立命馆亚太大学现任校长出口治明合著的《你的公司与工作方式幸福吗？》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也给你寄一本。出口先生这些年的工作经历颇为独特。我们在这本书里聊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其中也包括少有人问及，所以从未在其他地方提过的事。提起《JJ》停刊时，你说现在的女生不光可以攀高枝当社长夫人，还可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却因为选项过多而迷茫。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晚出生个二三十年……会不会体会到那种“面对广泛选项手足无措”的感觉呢。

话虽如此，社会的变化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肯定有很多女性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

我曾梦想成为小酒馆的老板娘，可见并不排斥服务业。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我也很有服务精神，学生都能为我作证。如果我生在另一个时代……说不定能在企业里出人头地，当上高管呢。当然，这是不是我想做的另当别论。

而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没有保障的人生。我是拿工资的雇员，甚至当过一阵子国家公务员。还记得刚成为雇员时，我结结实实吃了一惊，感叹每个月都有固定金额入账也太舒坦了。我并不喜欢组织，却作为组织的一分子走过了这么多年。出口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合著的书名里之所以有“你的公司”这几个字，正是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我在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什么明明可以当自由人，却没有离开组织。

我一直把自由职业者称为“买国民健康保险[7]的人”。一旦离开“公司”，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你就会深刻感受到组织为雇员提供了多大的保障。无能的人受到的保护尤其多（尽管今天的企业可能已经没有这份余力）。新冠疫情也让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每每看到因疫情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员工或自雇人士，我就不由得感叹他们的处境着实艰难，好似赤手空拳立于荒野之中。

我发自内心地祈祷，你的选择能结出积极向上的硕果。

2020年11月20日

上野千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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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前文提及的作家乙武洋匡，他自幼患先天性四肢切断症，天生缺乏四肢，《五体不满足》是他的自传。

[2]铃木一朗（1973—），曾是职业棒球选手，保有美国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纪录，以及连续10个赛季每季都能击出200支以上安打的吉尼斯纪录。

[3]1992年之前，日本国税局将清酒划分为特等、一等、二等，税率视等级而定。

[4]阴户（おまんこ）写成片假名是四个字。

[5]《女人游戏》（女遊び）的书名也可译为“玩女人”。

[6]德国传说中用笛声引诱孩子进入山洞，任由他们困在里面活活等死的人。

[7]面向公务员、公司职员以外的普通居民、个体户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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