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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第2页）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流亡大夫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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