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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一抹残阳万里城（第3页）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连锁反应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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