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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劳斯莱斯的骗子（第1页）

前休斯敦警察局局长曾经这样描述我：“弗兰克?阿巴格内尔只需用一张香港的驾驶证作为身份证明，就能把一张草纸做成由美国南部邦联财政部开出的支票，签名栏上署名‘你上当了’，然后就能在城里任何一家银行兑出现金。”

加利福尼亚的尤里卡有几位银行职员也赞同这种说法。其实，如果以议案的形式将它提出来的话，全国肯定会有更多的出纳和银行官员赞成这个描述。

凭良心讲，我可没有那么粗糙。不过我对银行人员的一些做法确实让他们非常尴尬，更不要提他们遭受的惨重代价了。

对我来说，尤里卡是我成为一个专业诈骗犯的起点。当然，在来这座城市之前，我已经是个裱糊高手了，但让我获得支票诈骗犯大师头衔的还是在加利福尼亚。

我并不是有意选择尤里卡作为我变幻莫测的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它本来只是我前往旧金山途中的一个加油站。但是，意料之中，姑娘出现了，于是我留下来玩了几天“过家家”，同时盘算自己的未来。我总是隐约觉得有一批联邦调查员、警察和警探紧紧跟在我后面，这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我，让我想赶紧逃离这个国家。这种恐慌其实并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我已经快两年没开过空头支票骗钱了，而“副驾驶弗兰克?威廉”这个身份也消失匿迹了差不多的时间。我本应该高枕无忧的，但是我没有。我总是惶惶不安、心烦气躁、疑神疑鬼，只要有人多看我一眼，我就觉得他是个警察。

姑娘加上尤里卡，几天后，我的忧虑便得到了缓解。姑娘对我温柔主动，而尤里卡则有无限潜力，使我从小偷小摸升级到偷天大盗。位于加利福尼亚红树林海岸北部的尤里卡依傍在太平洋边上，是一座舒适宜人的小城市。它有着西班牙巴斯克渔村如画一般的迷人风景，海湾上还有一支庞大的装饰得五彩缤纷的捕鱼船队。

对我来说，尤里卡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它的银行。在我去过的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尤里卡的银行是最多的。而如果我打算逃到国外去当裱糊匠的话，就会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我身边还有几沓假支票，只要在这镇上随便发上十几张，或者更多，我就可以轻松套出1000美元甚至更多。但我突然觉得，个人支票这种伎俩可成不了大买卖。虽然这是空头支票勾当中最简单易行的，但它涉及的面太多，容易节外生枝，而且，开一张100美元空头支票受到的惩罚和开一张5000美元的是一样的。

我觉得自己需要一张能带来更大甜头的支票，能够用同样的花粉酿出更多的蜂蜜，比如工资支票。当然，是泛美航空的工资支票。没有人会说我不是一个忠贞不渝的小偷。

于是，我就去采购了。我在一家文具店买了一本银行现金支票。这种支票在当时仍在广泛使用，由于它的相关信息，包括往来银行的名称都是由付款人填写，这点对我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然后我租了一台IBM公司的电动打字机，它能打出几种不一样的字体，比如手写体之类的，还有一些各种颜色的替换色带。我找到了一家制作泛美客机的模型店，买了几套小号的组装模型。最后，我到一家美术用品商店，买了大量的数字和字母贴纸。

东西都备齐后，我回到汽车旅馆，准备开工。我拿出一张空白的银行支票，从模型飞机上揭下印有“泛美世界航空公司”的印花纸，贴到支票顶端，在这些字的下面再用打字机打上泛美航空纽约的地址。我把泛美的标志贴在支票的左上角，对称的右上角上打了几个字：“费用支票”，以和一般的工资支票在外观上做区分。这是我单方面的预防措施，万一某个尤里卡的银行出纳可能碰巧接触过泛美的支票。

当然，我用自己的名字，“弗兰克?威廉”作为收款人，金额为568.7美元，这笔数目对我来说还算合情合理。我在支票的左下方打上“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它的地址，用渐变的黑色色带反复敲打，直到这些字在假票上看起来像是本来就印上去的。

在银行字体的下面，支票的左下角，我用磁条按下一串数字，是该银行的联邦储备区证明号码和泛美航空的账户号码，这些数字能够表明大通曼哈顿银行是联邦储备区的成员，而这对于任何一个用支票兑现的人来说都很重要，支票骗子则更甚。一个好的裱糊匠本质上就是在玩数字游戏，如果他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就很有可能前后颠倒，完全把版式弄反了。

伪造支票是一项精密而又艰巨的工作，它花了我两个多小时，而我对最后的成品一点都不满意。我看着它，觉得如果我是出纳员，有人给我这样一张支票的话，我是不会给他兑现的。

但是，如果一件从旧货店里淘来的衣服穿在了貂皮大衣下面的话，通常就会被当作高级时髦的衣服。因此，我为这张兔毛支票设计了一个貂皮外壳。我找出一张开窗信封，贴上泛美航空的印花，打上泛美的纽约地址，弄得像真的一样，然后在信封里塞了一张空白信纸，寄到我住的汽车旅馆，收件人是我自己。第二天一早，这封信就寄到了，当地的邮局无意中助了我一臂之力。这邮政员干活实在是敷衍草率，从邮戳上完全看不出信是从哪里寄出的。这人马虎的工作态度让我十分高兴。

我穿上那套泛美航空的飞行员制服，把支票装进信封，塞到上衣的内侧袋。我开车到最近的一家银行，大摇大摆地走进去，停在一个年轻女子负责的出纳柜台前。“你好，”我微笑着说，“我叫弗兰克?威廉，正在这里度假，几天后要去洛杉矶报到。能麻烦你帮我把这张支票兑现吗？我想我带全了证明资料。”

我从内侧袋里掏出信封，取出支票，把它和我伪造的泛美航空身份卡以及联邦航空局飞行员执照一起放在柜台上。我故意将信封掉在台面上，露出泛美航空特有的标志和回信地址。

那个姑娘看了看我的冒牌身份文件，又瞄了一眼支票，但她好像对我这个人更有兴趣。看来，穿着制服的商业航空公司飞行员在尤里卡并不多见。她把支票还给我，让我在背面签字，她在点钱的时候，随意地问了问我的工作和飞过的地方，我的回答特地满足了她对飞行员显而易见的浪漫憧憬。

我离开时，小心地带走了信封。我确保她注意到了这个包装，这明显增强了她对支票的信任。这次的交易也同样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猜测：出纳和柜员在乎的并不是支票本身看起来怎样，而是拿着支票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回到汽车旅馆，一直忙到半夜，又如法炮制了几张支票，金额都在500美元左右。第二天，我在市中心和郊区几家不同银行成功地把它们兑成了现金。就我对银行支票操作程序的了解，我估算着还能在尤里卡多待两天，制造并兑换这些空头费用支票，然后还有三天时间离开这里，逃去其他地方，之后第一张支票才会被作为假票退还。

但一次周期性的发生在我身上的身份认同危机，让我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时间表。

我从来没有深陷假身份中而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事实上，平时随意遇到的一些人，在我认为假扮既没有必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我总是以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的真名介绍自己，一个来自布朗克斯的单身汉。

在尤里卡同样如此。我用弗兰克?威廉这个名字登记了汽车旅馆，对那个姑娘也用的是这个身份，她迷上了那个她以为是泛美航空飞行员的男人无法自拔。当我远离这些，脱下飞行员的外衣时，我只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真实身份成了我躲避伪装带来的压力和紧张的庇护所。

我在尤里卡的一家海鲜餐馆遇到了一个打鱼归来的渔夫。他走到我的桌前，说我正在吃的那条鱼是他亲手抓的，接着就坐下来和我聊天。原来他是个汽车迷，于是我就和他谈我那辆老式福特车以及我对它进行的改装。“嘿，那是我现在正打算做的，一辆一九五〇年的福特敞篷车。”他说，“你不会没有你那辆破车的照片吧，有吗？”

我摇了摇头，说：“有是有，但都在我自己家里。”

“把你在纽约的地址给我，等我把车改装好了后，给你寄点照片过去。”他说，“嘿，说不定我会把它开去纽约找你。”

他寄信给我或者来纽约看我都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就像我也不大可能会去纽约收信或见他一样，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纸张，用来记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

我找到一张空白的银行现金支票，我问服务员借了支铅笔，在支票背面匆匆写下我的名字和纽约的地址。这时，有个电话过来找那个渔夫，是挂在大门旁边墙上的收费电话。他电话打了没几分钟，然后朝我挥了挥手。“嘿，你看，弗兰克，我要回船上去了。”他大声喊道，“明天再过来好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走出门了。我把铅笔还给服务员并让他结账。“你需要换一支铅芯浓一点的笔。”我一边说，一边指了指刚才在银行支票背面写的字。那些字勉勉强强看得清楚。

我并没有把这张支票撕掉，而是把它塞回了口袋，事后证明这个举动既愚蠢又侥幸。回到房间后，我把它扔到打开的支票簿上，接着换了套衣服，打电话给那个姑娘。在尤里卡郊外某处长着高大的红树林的地方，我们找了家高级酒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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