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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地资源为抵押。土地的升值和银行贷款发放形成了一种正反馈，贷款占GDP的比例从80年代初的50％左右升至80年代末的近100％。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经破裂，土地价格跌去半数，日经225指数跌至历史高点的13以下。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或是房地产贷款，迅即变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承认经济规律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出现局部房地产过热的苗头，央行今年6月13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121号），正是出于对房地产贷款风险判断作出的理性决定。

当然，银行业的隐忧不止于房地产贷款。6月下旬，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发布报告，认为中国银行业贷款中的不良资产已达到50％，总数在4万亿元以上，占了中国GDP的近半数。这一分析可能过于悲观，但纵使按照目前官方所说不良资产率为25％的口径分析，也和5％左右的国际安全标准相差甚远。特别是中国银行业普遍盈利水平偏低，如果资本充足率远不足8％，贷款损失达到一定的量，必然使银行净资产成为负值。一旦经济发展放缓，坏账造成的压力会逐渐显现，进而形成难以化解的金融危机。有鉴于中国金融业的严峻现实，刚出台的房地产信贷规范办法显然只是着眼于降低风险的外部措施。决策层须痛下决心，加快着眼于治本的重大改革。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曾出台了诸多金融改革举措，其中值得称道者，包括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剥离大批呆坏账，关闭数以千计的无效率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及投入巨资为商业银行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等等。但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的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长时间徘徊之后，金融业高层人士中还出现一种误解，似乎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上市，改革时间表即为上市时间表；没有上市预期，就无法拿起银行重组的手术刀。事实上，上市虽然对银行改革有推进作用，但两者不能经等号。作为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的举措，上市不可避免地具有权宜性目标，未必能够比较彻底地同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根本制度性问题。在今年5月底发生中银香港CEO刘金宝突然去职事件后，国内外业界对此已有共识。现在已经到了调整改革方略的关键时刻。

观察家在目睹中国金融业当前的疾患时，很容易想到日本。至2003年，日本已经进入经济衰退的第12个年头，其金融危机在继续深化。在日本，政府长期插手金融市场，一方面让整个银行业“救助”濒临破产的企业和行业，一方面让资不抵债的“鬼魂银行”继续在市场上与健康银行竞争，各种短视的举措避免了眼前的震荡，金融改革却一再缓行，终使治理危机的成本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使纳税人承担了巨大损失，而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中国和日本很不相同，但日本教训中清晰地映现出中国的影子。如果不愿走上覆辙，应当从今天开始加速金融改革，无论改革的过程多么令人痛苦。

…2003年第13期…

选择“好的市场经济”

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终于，盼了很久也议了很久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2003年10月14日落下了帷幕。

我们很快将有机会看到此次全会最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和《*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下称《建议》）。而从全会公报透露的种种信息，从会议前后中央的一系列行动部署，已可嗅出这次全会将深刻影响历史的不同寻常之处。

从本世纪始，国内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总在说，中国在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还应当懂得市场经济本身亦有好坏之分。中国应当努力探索如何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这话虽然通俗，其中道理却很深。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毕竟只有少数国家建立起了“好的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的中国会继续在市场经济道路上走下去。这个时候应当清醒的是，如要滑向诸如“裙带资本主义”之类“坏的市场经济”并不难，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则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此次*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建议》，将成为中国选择“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性步骤。

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突破种种障°？，加速而且深化改革，包括许多早已经确定、却因为各种利益阻°？无法大步推进的改革。例如经济体的所有制形式，在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应当成为眼前的必需；而且在公有制的范畴之内也应承认，股份制，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应当是比国有独资更有效率也更值得在当前提倡的所有制形式。唯如此，方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三中全会公报语）。再例如私有产权保障，直接关乎经济的发展和私人投资意愿，学界业界呼吁期盼已有经年，理应建议写入国家根本*。如此还有许多，包括金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让行政之手退出市场的种种改革，这些都是目标明确的基本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坚决地迈出去。这是因为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基于市场的经则和理念不能退让或动摇。

“好的市场经济”还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此次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正体现了这种诉求，即所谓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D？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国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很快，而在赞叹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发展的代价。就社会角度而言，这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关心，意味着兼顾发展与公平，意味着付诸实质性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教育、卫生、社会保险诸项事业发展等，也意味着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应步骤，其目标是让改革使大多数人受益，防止整个社会两极分化。因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石，形成稳定和均衡的发展。就自然角度而言，则意味着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看重。但愿经历了春季的SARS、夏季的洪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已经感受深切，再不踌躇。

如何确立政府角色，明确政府和经济人的关系，是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必然应对的根本性挑战。中国传统的计划体制赋予政府无限权力，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改革转型中政府退出很难，却又常走向甩手不管的另一极端。此次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正给政府角色作出清晰规定，“竞争”意味着政府之手不能笼罩经济活动，而“有序”意味着政府应当成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当好这个“守夜人”并不容易，因为如果对政府不进行约束，从“守夜”到“寻租”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寻求“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呼唤的是有效却也有限的政府，这就需要制约权力，由是需要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成长。

从1979年算起，中国改革已经走了25年，经历了五届关键性的*三中全会。诸家媒体的有关回顾很多，可知改革并不顺畅，大方向确定后仍然会有曲折有弯路，路径的明晰是渐次逐步的。如今，中国改革又走在新的岔口上。此次三中全会正确地选择了走向“好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真正理解这种选择，然后在这条光明却异常艰辛的道路上走到底。

…2003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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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

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后者更具挑战性。

千呼万唤，在2004年3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主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终于听到了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权威性说法。新华社一则“改革要牵动三千万人”的消息颇具震动性，虽然消息表明是项改革仍在“研究建议”阶段，最多只能算是“着手展开”，仍然引起业界的诸多关注和议论。

据统计，中国的事业单位多达130万家，人员2900万，资产近3000亿元。改革牵涉面如此之广，人们在议及改革之初，便很容易将视线集中于解决事业单位之冗员，或是通过撤并和转制来减少事业单位本身。但只要认真分析事业单位的性质和构成就会发现，大步推进这项相对滞后的改革，其实是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向来称为难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何谓“事业单位”？对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过去曾有不同的解释和经译。目前经过专业斟酌的准确译法是“Public　Service　Unit”（PSU），意即公共服务机构，正给出了事业单位的应有释义。当然，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过去生存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事业单位”已经演变为企业，或是从来就属于企业性质。还有些“事业单位”本来就是“站错了队”，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不过，中国事业单位的主体，仍然是最基本的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和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公共服务机构。目前，单教育和卫生两个行业的职工，就占了事业单位全部职工人数的70％；而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这些数字都足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性质。

由是，我们基本可以把下一步事业单位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归纳成两部分，一为分类剥离转制，一为重建公共服务体制。就事业单位本身来说，两部分任务或可分别称为“破”与“立”，抑或“减法”与“加法”。后者较前者更具挑战性。

根据研究和试点改革经验，专家们一般将中国跨行业、跨部门的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分为三类，亦即行政类、公益类及生产经营类。在改革中，将行政类与生产经营类进行清理和规范至为重要。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以“事业单位”出现，兼具政策、监督、执行、处罚职能，且以财务自收自支的方式运行，因为“政事不分”而利益冲突显著；一些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实体以“事业单位”身份自重，无法建立合理的公司化治理结构，由于“事企不分”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率。

对这些名实相悖的“事业单位”，当然应当进行清理规范，剥离转制。特别是对那些明显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事业单位”，在确认其所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不具备类似基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特征之后，应当坚决改为产权明晰的企业，使其可以按市场化经则准入、发展和退出，其员工的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可更好地纳入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领域若有行业严格监管需要，亦应以市场化方式通过法治渠道落实。这是符合改革方向和尊重市场经济经则的正确做法，最终将更加有利于相关领域事业的繁荣发达。

除了上述可被称之为“破”的举动，改革迟早要触及真正意义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领域。这很可能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主战场，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我们觉得，对于这部分核心领域的改革，政府决策层必须有明确战略、谨慎方针和扎实操作方案，其目标是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体制，使基础的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够福泽最广大民众，包括偏远地区和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贫苦民众。在这部分可被称为“立”的任务中，公平性的考虑至关重要，意味着政府应当明确自身的首要责任，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重点，尽快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运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起合理的监管框架；而效率是实现公平性的重要保证，因此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应简单以“所有制”类型划界，更应实施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则。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其实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后的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第三阶段。某些领域和部分地区的探索事实上早已开始，但全局性改革何时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理解，当前由发改委牵头的跨部门课题研究、研讨会和地方性试点都是改革探讨也是预热。而随着*中央最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步步落到实处，预热过程必将加速，预热面必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重建中国公共服务体制”的全方位事业单位改革必然会全面铺开。

…2004年第7期…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经因，及其近来的成功治疗，足以为鉴。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轨的理解。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总务兼邮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2％～3％，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待就是15年。

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其经有的终身雇用制也导致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因此，纵使“小政府”和进一步市场化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这种转轨却因为无法分摊成本而无法启动。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经滋长及其崩溃。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泡经破裂时期导致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失衡，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滑坡。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经历年核销仍有42万亿日元损失余额，占GDP的8％。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银行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资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银企借贷关系中承担了巨额成本。高负债、低利率导致日本诸多企业成为没有自有资金的企业，同样，银行也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因此，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也成为我们的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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